二、登高

　　登高是重阳节的主要民俗，类似清明节的踏青、郊游。这一民俗汉代就有。据西汉《长安志》载：当时长安城郊有一个小高台，每年重九有很多人登上高台观看长安的景色，故称“登高”。上引曹丕文中言这一天要“享宴高会”，亦即高地相会。《荆楚岁时记》引《续齐谐记》中说起这样一个故事：“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九日登高饮酒，妇人戴茱萸囊，盖始于此。”这个传说，实际上是在吹嘘道家的法力。可能当时桓景家中有了点轻微的瘟疫，家人遵俗重阳登高玩耍，得以幸免。于是桓景言于费长房，长房遂顺口诌出这样一个故事。这一说法在民间一直流传，日后相沿成俗。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也载：“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酒，谓登高会。又名茱萸会。”

　　唐宋以后，登高风俗不仅具有“登高宴”的性质，而且已成为这一天老幼登山玩耍或游览名胜古迹的一项活动了。历代诗人曾为登高民俗写下很多诗句。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九月登巴陵望洞度水军诗》中说：“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山岳，了然楚汉分。”记下了九月九日登高时的景色。诗人孟浩然也有“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天”和“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的诗句。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中也写道：“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记诗人在行军中逢到重阳节，也还想去登高，可见当时登高之俗盛行。登高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连生病的人这天也要照例登高。如白居易《九日登西原宴望诸兄弟作》诗云：“病爱枕席凉，日高眠未辍。兄弟呼我起，今日重阳节。起登西原望，怀抱同一豁……指此齐相勉，良辰且欢悦。”《梦梁录》中曾提到“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两句，这里包括两个故事：

　　《古事苑》记：“桓温九日宴寮于(荆州)龙山，(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当时只顾饮宴，风吹孟嘉帽落，嘉不知觉。温顾左右勿言，以观举止。良久，温令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嘉，嘉亦答文甚美。”后来人们把那个地方叫作“落帽台”，至今尚存。唐朝宰相令孤楚和宋朝诗人杨万里在重阳登高，游“落帽台”后，写下了“贵重近臣先绮席，笑谈重事落乌纱”等诗句。

　　另一故事见《续晋阳秋》。上记：“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坐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菊盈把。未及，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使就酌。”陶渊明《归去来辞》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即与此有关。

　　晋末诗人谢灵运为了登高方便，曾自造了一种登山的木屐。这种木屐前后均装有铁齿，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人称“谢公屐”。这样做，上山、下山均能保持平衡，这说明远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我国就已有“登山鞋”了。这种鞋，后世一直流传不辍，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诗句，说明唐时也用这种木屐。

　　北宋时的《东京梦华录》记宋俗亦云：“九月重阳…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岗、独乐冈等处宴聚。”可见人们对这一风俗很重视。

　　登高风俗在全国流行以后，全国各地的名山古刹，多在重阳节这天举行庙会。《东京梦华录》记重阳节时“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升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梦梁录》记“其日诸寺院设供众僧。顷东都有开宝、仁王寺院设狮子会，诸佛菩萨皆驭狮子，则诸僧亦皆坐狮子上作佛事”，一些名山古刹，更是游人济济，四处香烟缭绕，经声佛号回旋于山谷，善男信女登山拜佛者络绎不绝。特别是泰山、九华山、衡山等佛门胜地之处，此风尤盛。明清以来的封建皇帝，不去远处登山，也在故宫御花园里设个重阳登高的假山。

　　在我国最北部的黑龙江地方，此时正是气候转折的时期。当地俗说：“过了重阳节，一场霜来一场雪。”趁着大风雪到来以前，当地人民也有登高的风俗。齐齐哈尔处于东北大平原，无山可登者，居民则相约去登城中最高处。有人为之写诗，“节近重阳景山幽，登高约上望江楼”(望江楼是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中的一个楼阁，建于一个小丘之上，登楼可望嫩江)。

　　古代重阳登高风俗，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民间体育活动。无论对于青、老年或儿童的身心健康，均有裨益。特别是登高远眺，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四处青翠的松林，橙黄的菊丛，火红的枫叶，衬以洁白晶莹的河湖，祖国秀丽山河的千姿百态，尽收眼底，使人顿觉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