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以简洁通俗的语言，对孝的价值、意义以及行孝的规范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是先秦儒家孝道伦理的系统化著作。自汉代以降，《孝经》就被推崇为儒家六经之总汇、孔孟传授之心法，历代有许多帝王和学者为之作注解，探讨其教义，将《孝经》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在普通百姓之中，《孝经》作为世代流传的蒙学教材，历久不衰。“孝”不仅有教化庶民、安邦定国之功能，而且恭诵《孝经》、虔敬行孝还能感通神灵，获得佑护。因此，《孝经》作为“导善而救乱之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虽然有所变化，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源发性、核心性的价值观念，其基本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孝经》阐扬的孝道观念

　　《孝经》是儒家学派专门阐发“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孝经》郑氏序也说：“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由此可见，《孝经》阐述的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大道理和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全书十八章，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孝为德本。什么是“孝”? 《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国语·周语上》说“言孝必及神”，说明孝在初始含义上除了敬养父母的道德责任之外，还有尊祖敬宗的意涵。春秋时代，孔子强调“敬”在“孝道”中的重要性，《论语·为政》载：“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并将“孝”看作践行仁德之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由此，孝的伦理价值得以凸显。《孝经》承继儒家重“孝”的传统，《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提升为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不仅如此，《孝经·三才章》还将孝视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属于天经地义的人伦规范，所以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孝经·圣治章》)在自然万物中，人是最尊贵的，而在人的所有德行中，“孝”是“至德”。这种对父母的爱、敬，是发自内心的天性亲情的自然流露。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推己及人，才会关爱别人，尊重他人的父母。因此，《孝经·圣治章》告诫说：“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先爱其亲是本，再爱他人是用;先敬其亲是本，再敬他人是用。不爱其父母而爱他人，是“伪”，是不可相信的。一个人只有做到爱自己的父母，才能具有爱他人的基础，才有可能将这种爱推及其他长辈、邻里、朋友等身边的人，进一步推及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孝”就是对一切人尽责任的起点，也是一切仁心之流行的源泉与根本。

　　第二，力行孝道。《孝经》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所应遵守的孝道规范及其功效是各不相同的。天子应当“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天子章》)，把“事亲”与“爱民”结合起来，普施德政，作为天下人效法的典范;诸侯要“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孝经·诸侯章》)，戒惧谨慎才能保守社稷;卿大夫应当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法，用道德约束自身，为民众做出表率;士要以侍奉父母的爱和敬，事君以忠，事上以顺;庶人要努力生产，谨身节用以供养父母。“五等之孝”虽有尊卑贵贱之别，但奉亲之道无二，正如《孝经·庶人章》所言“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

　　既然如此，如何事亲行孝呢?《孝经·纪孝行章》对孝行做了基本的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此处所讲的“五致”即：日常生活中要以恭敬之心去侍奉父母，供奉饮食时要保持愉悦的心态，父母生病时要深怀忧虑之心竭力照料，父母去世时要满怀哀痛之情，祭祀父母时要保持崇敬和肃穆之情。归纳起来看，孝行始于爱、敬，终于哀、戚。一个人只有把“居、养、病、丧、祭”这五个方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才是恪尽孝道。曾子说：“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解诂》)

　　第三，移孝于忠。《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道分为三个阶段，孝道的开端首先表现为内事其亲，而到了中年时期，就应当出事其主，把对父母之孝延展为效忠君主。只有忠孝皆备，方能扬名荣亲，最后实现修身立世的志向。《孝经·广扬名章》详细论述了“移孝作忠”的理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一个人对父母能够尽孝道，也就可以把对父母尽孝之情，移于国君，效忠国家。这种效忠是发自内心的自然天性，而非外力强制。这样，“亲亲”的伦理关系，通过内涵的延伸发展，就演变为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原则，为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提供了道德保障，确立了后世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路线。

　　第四，谏诤为孝。《孝经》强调孝，倡导子女对父母的爱敬、顺从，但是它并没有把孝教条化、绝对化，而是主张辨别是非、据理力争，不能一味地盲目听从，并将“谏亲”与“谏君”联系在一起，赋予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谏诤章》有一段很精彩的记述：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经》鼓励子女对于父母、臣下对于君主的不义行为要敢于直言相劝，这种“谏诤”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作为子女、臣下，只有做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才是真正的“孝”。《荀子·子道》言：“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假如君父有不义，而臣子不谏诤，则会导致家破国亡的祸患。因此，谏诤是孝道的重要内容，也是臣、子为君、父尽孝的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