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说：“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时期文化界的勇士们，真的是反对传统的孝文化吗?不是。他们反对的是中华孝道走向反面的内容——愚孝。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就错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不变革就是孝，他认为不对。他认为“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他举出一些标榜“孝廉方正”“孝悌力田科”的人，搞些虚伪活动，混个官做。鲁迅所批判的这几种“孝”行，显然都不是真孝。

　　孝敬父母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优秀品德。父母生养了儿女，把大量的爱倾注给儿女，儿女对年老的父母理应赡养、尊重、学习，继承和弘扬父母的美德。百善孝为先。

　　孝亲的行为自古以来就在人类中出现，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及曾子等人提倡，并有《孝经》问世，使一般的孝行演化为人们伦常关系中重要的一项——孝道。孝敬父母的行为也逐渐成为中华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以孝治天下，《孝经》多次被列入“七经”“九经”“十三经”之中，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不断得以发扬光大。诸子百家中多论到“孝”，日后“二十四史”中更多有《孝义传》《孝友传》，元朝以来编成的《二十四孝图》，更用通俗的手法宣传孝。这些做法都对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起到过积极作用。

　　随着孝文化的广泛传播，在孝敬父母上也逐渐产生了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即传统的孝道逐渐发生了变异，向着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变成了愚孝。成为自“五四”以来人们批判的对象。

　　综观历史上的愚孝，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割肉医亲

　　“天地之中人为贵”，人不是一般的动物。动物的肉一般可食，但如果吃人肉，那是很大的残酷行为。春秋时楚国长期围困宋国，城内粮尽柴绝，宋国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是人们对残酷战争的诅咒。齐桓公的宠臣易牙，把儿子杀了给桓公做菜，被人们当作阿谀奉承的典型。晋国重耳(日后晋文公)早年四处流浪，食不果腹时，介子推割肉敬重耳，也是一种传说。过去多人迷信鬼神、相信术士，一些巫师、术士们，为了邀宠得利，往往故作奇笔，言人肉能够医病，晚辈如果割下自己的肉给长辈熬药，便可药到病除。如元朝京兆兴平人肖道寿，“事亲尽礼”，其母生病，数月未能治好，他便割下肉来给母亲吃，据史书记载治好了病后，至元八年，皇帝还“赐羊酒，表其门”(《元史》卷一百九十一)。又如清朝宛平曹德亭妻夏氏“事姑纯孝”，因为儿子染疫死去，婆婆号哭数十日，致双目失明。医治无效，夏氏向天祷告后，用剪刀剪割股肉，瞒着婆婆熬了药，婆婆服药后，眼竟复明(《纪晓岚日记》)。在清代才子纪晓岚写给他次子的信中，也说到其媳在婆母病时，背着别人割下臂肉入药以进，婆婆得以痊愈。对此事明确说作“至诚格天”，鬼神有感于她的一片孝心，不肯摄取病人的魂魄。这些掺杂迷信的传说与记载，都不正确。割肉医病之说乃是愚孝。明、清以来，一些皇帝曾下令制止及严厉地责备这种做法，自然也不予表彰。

　　二、哀痛致死

　　父母死后或葬后，子女予以哀悼，乃人之常情。亲情萦回于怀，逐渐平静，由不适应到适应，有个过程，是很正常的。古时对于父母死后哀痛过度，影响了健康，并不正确，甚至哀痛致死的做法更不应该，过去对此极力表彰，显然不对。例如三国时吴人顾雍，父亲死后，“饮浆不入口五日”(《三国志·吴志·顾雍传》)，北齐人徐孝肃“母终，孝肃茹蔬饮水，盛冬单 ，毁瘠骨立”。其祖父母死后也是这样。为此持续四十余载，“被先徒跣，遂以终身”(《北史》卷八十四)。这种因父辈死去，几十年来艰苦守孝，不事生产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南朝梁时颖阴人荀匠，为居父丧，“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系之以泣，目眦皆烂，形体枯悴，皮骨裁连，虽家人不复识”(《梁书》卷四十七)。为了守孝，把自己折磨得不像人样子，也不应提倡。更有甚者，父母死后，痛哭致死，如东汉

　　吴郡人“孝廉”张武，父亲死后，自己“哀恸绝命”(《后汉书》卷八十一)。北朝梁时彭城人刘昙净，母亲死后，穿着单衣，哭不绝声，不到十天自己竟然哭死(《北史》卷八十四)。明朝吴县人顾琇，父亲死后，五天不吃不喝，“不胜丧而死”(《明史》卷二百九十六)。有的悲痛致死者不止一人，如北朝人田翼，母亲死后，不但他“一痛而绝”，其妻也“不胜哀而死”。这些行为在历代都被认为是纯孝而予以表彰，显然不对。亲人死后，后辈还活在世上，还应对社会作些贡献。如果人人动辄为亲丧命，不仅对社会不利，对个人有害，假设死去的父母地下有知，也会坚决反对的。

　　三、为亲自戕

　　古时为孝敬父母哀恸过哀，甚至死去，当然不好。如果为了对父母尽孝，主动去死，更不应该。这样的例子古时也还不少。例如东汉时犍为人叔先雄，人称孝女。其父任巴郡太守，乘船时溺于水中。叔先雄昼夜号哭，常有自沉的想法。直至后来成婚后生下子女二人，仍然想去追随死去的父亲。她缝了两个布袋，里面放进珠环及对子女诀别之词，家中人知道后时时防备她追父寻死。过了几个月，家人稍加松懈，她乘着小船，到了父亲溺死处，痛哭一场，投水而死。地方官还为此举动立碑表彰(《后汉书》卷八十四)。唐朝乐平人饶娥，父亲打鱼时遇到风浪，船沉人亡。饶娥当时十四岁，在水上痛哭三天，不食而死。县令亦为其建墓立碑，予以表彰(《新唐书》卷二百五)。宋朝会稽人蔡定，其父教书为生，犯了罪，蔡定愿以身赎，未获准。其父死后，亦“自赴河死”(《宋史》卷四百五十六)。浙江有条曹娥江，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命名的。东汉时会稽上虞人曹娥，父亲是一名巫祝，在县里一次迎神活动中溺死，后未寻到尸体。十四岁的曹娥沿江痛哭，昼夜不绝。如此过了十几天，自己投江而死。汉顺帝元嘉元年(151)地方官将其改葬于江南道旁，为其立碑(《后汉书》卷八十四)，这条江后人也以曹娥的名字命名。以上几例，在封建社会都认为是孝亲的上好榜样。其实这种为孝自戕的办法，对已故的父母既无好处，对自己更是莫大的损失。又如山东一带为祈求父母病愈，子女到泰山之巅舍身跳崖的举动等，都是与此相类的愚蠢行为。

　　四、为亲复仇

　　在复杂纷扰的社会中，人们难免出现冲突，甚至发展为凶杀。理想的方式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但在过去，子辈承袭父业，一切为父辈着想，一旦父辈出现凶恶案后，子辈往往以凶杀对凶杀，为父辈复仇。这在过去被称为孝亲行为，其实不好。这种复仇行为，只能加深社会矛盾。而历代朝廷却单从孝亲方面考虑，对这种行为不但容忍，乃至表彰。这种例子也有不少。如唐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年幼时其父为人所杀，母亲改嫁。时间过了很久，仇家已经不疑。他长大后，到这家为佣，夜里把仇人杀死以后，自己赴官自首。此事传到高宗那里，赦免了他杀人之罪(《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又如宋朝初年河间人李璘，他父亲被一个叫陈友的小校杀死。二人相遇于京师宝积坊之北。李璘手刃陈友后，并不逃遁，声言系为父报仇。宋太祖念其孝心，将其释放(《宋史》卷四百五十六)。宋太宗雍熙时期，京兆雩县有个名叫甄婆儿的人，与同里人董知政积怨，董击杀其母。当时甄婆儿才十岁，便立志复仇。长大后，发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在一年的寒食节，甄婆儿祭奠过亡母回来，见董知政正与小儿玩耍，甄拔出事先准备好的斧头，“以斧斫其脑杀之”。地方官得知此事后，不但不予惩办，反而上奏朝廷，得到宋太宗的嘉奖(《宋史》卷四百五十六)。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发展了积怨，造成了社会上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名为孝亲行为，实际上对社会并没有好处。

　　五、孝感灵异

　　孝敬父母本来是人间的至理名德，有人为了强调此事，过去许多地方与迷信联系起来，其实没有必要。这种事例在旧日史书、话本、戏曲中举不胜举。如南朝人徐份，父亲有病，他“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其父的疾病“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至”(《南史》卷六十二)。南朝庾沙弥，丁母忧，扶丧还都时，江中狂风大作，船将覆没，沙弥抱柩痛哭，“俄而风静，咸以为孝感所致”(《南史》卷七十三)。南朝司马 将其亡父庐于山野，“旧多猛兽， 结庐数载，豺狼绝迹”。(《南史》卷七十四)唐朝崔玄 ，事母至孝，母亡后“甘露

　　降庭树”(《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唐朝孝子程袁师葬母后，“尝有白狼、黄蛇驯扰墓左。每哭，群鸟鸣翔”(《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孝子梁文贞为亲庐墓时，“有甘露、嘉禾、灵芝、木连理、白兔之祥”(《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宋朝周尧卿葬母以后“慈鸟百余衔垅上，人以为孝感所致”(《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宋朝陈思道为其父母守墓时“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宋史》卷四百三十二)。以各种灵异加诸孝道者，均系好心为表彰孝子的孝行而言。这种做法动机很好，但过多地宣扬灵异，更多地强调神灵的力量、神异的回报，对于人间亲情的孝道，明显起到冲淡的作用。也不宜提倡。

　　历史上愚孝的表现很多。如东汉人鲍永，事后母至孝，因为妻子在母亲面前叱狗，就将妻子休去(《后汉书·鲍永传》)，显然有些过分。更多的是儿女在父母面前唯唯诺诺，不但不敢提意见，更在父辈的约束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红楼梦》中贾政怒责贾宝玉时说“打死你，我也不犯王法”，就明确暴露出旧日的父权。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反对旧道德”的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日的“三纲”。其中反对的“父为子纲”主要是父辈对子辈的统治与约束，子辈对父辈的愚孝。旧日《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埋儿”等也是宣传愚孝。历史上一些愚孝的典型形象，不但亵渎了孝的美德，对人们也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为此，应大力批判，认真消除。

　　也是“五四”时期，当时的《少年中国》发表了一篇《我对于“孝”的观念》(《少年中国》第一卷第10期)的文章，其中谈到为什么要孝：

　　第一，“孝”是相对的名词，父与子是平等的关系，“父不慈则子不孝”，即孔子的“父父，子子”。

　　第二，孝是施教于父母的一种好感情。人类有了好感情，才能和好。这种感情，施之于兄弟就是悌，施之于子女就是慈，施之于父母就是孝。

　　第三，孝是宗法社会遗留的偶像。随着社会的文明进化，“一定会消灭于无形的”。目前却只好退一步想，提倡孝的真正观念，使我辈青年：一、不可有虚荣心，孝也者，德之大者也。二、不可丧失自己的人格。三、莫为无礼的压制所屈。

　　依此例来看，“五四”时期有人对孝也有些正确的看法，只是未为人们重视而已。

　　由于多年来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误导，人们往往把一些愚孝等行为归罪到孔子身上，显然不对。且不说“三纲”之说起于《韩非子》，形成于孔子死后六七百年的《白虎通义》，即使孔子生时，对于曾子耘瓜其父重责曾子不逃一事也予以反对(《孔子家语·六本》)。应该说历史上第一个态度鲜明反对愚孝的是孔子。后人继承孔子的优秀思想时，当然更应该反对愚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