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法，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学术荒，而天下无德教矣!韩愈有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为何物?”程子曰：“传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传何事。《孝经》，非孔子之传曾子者乎?”

　　今夫天地，浑然气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气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为长。大伦有五，而仁之于父子为切。人之行有百，而孝为原。大哉孝乎!天不得，无以为经;地不得，无以为义;人不得，无以为行;帝王不得，无以治天下国家。

　　昔者，尧之时雍本于亲睦，舜之风动本于克谐，以至三代圣王，莫不以孝为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义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经》，以传曾子。意者，谓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与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后世，而曾子笃实有孝行，故传曾子，以递传于今。其意与《春秋》相表里。乃或火于秦，纷于汉唐，伪于炫、邵，黜于安石，是训诂家各出所见，非狃承学，即争窜易。不然，亦祗于家庭问视一节求之，而不知其为帝王相传之心法，与治天下之大经、大本，遂使本旨大义愈不明于天下后世，而明王之治罔闻，富强刑名之学竞起，邪匿祸乱之作交。呜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辅之，教诸候、大夫、士、庶人，即尧舜之时雍风动，岂在远哉?惜乎!徒托之空言，而不获实见诸行之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夫五经不可无《春秋》，犹法律不可无断例也;《春秋》不可无《孝经》，犹洪水之疏、沦、决、排，不可不归诸海也。子舆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愚亦曰：《孝经》，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孝经》成而察于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继二帝三王之统，以传天下与后世。然则尧舜之传是，孔曾之传宗其物事，盖可思已。昔元隐士钓沧子尝言：“圣人之经，安得竟废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兴起振作，表章是经。”今天子天纵大孝，同揆尧舜，而拳拳谕士人习《孝经》。以宋黜《孝经》之年计之，适符五百之期，岂非天哉!

　　愚不敏，学识浅昧，猥以沉淹潜贯有年，乃敢折衷群言，窃取大义，盖欲发明孔子传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与治天下之大经、大本，而不规规于家庭问视之一节。或于孔曾传孝之本旨大义不甚刺谬，而于经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诚躬逢圣天子，特加意表章，颁之学官，而躬行于上，以明教化于下，由是大义明而学术正，学术正而德教兴。

　　天地之气，吾之元气;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尧舜之亲睦克谐，吾之本也;尧舜之钦明温恭，吾本之本也。则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参天经，俯察地义，幽通神明，远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强?何繁乎刑名?何忧乎邪匿祸乱?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经大本，与其所以相传之心法，庶不晦于天下与后世，而学者之从事于孔曾之传者，亦可以足知所本矣!

　　明崇祯戊寅月正元日，伊洛吕维祺介孺甫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