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八年多了，我的诗文中，写父亲的不多。不仅是我，全天下写父亲的文章可能没有写母亲的多。汉语里，有严父慈母的说法，父亲的形象是严厉、严肃和严格的，没有母亲温柔、细腻，写起来感动点少。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收了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写父亲的佳作，文章不长，写的事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很感人。记得，每次读《背影》，眼前就出现自己父亲的形象，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当兵出身，当了十三年。入伍那年，抗美援朝刚结束，部队减员不少，需要大量补充，父亲刚好符合条件，被列入征兵对象。奶奶坚决不同意，怕当兵还要去打仗。那时通讯不发达，不是家家有广播，报纸就更少了，即使有，大多数人也看不懂。奶奶识点字，多少知道些外面的事，是积极分子，在大队做妇女主任，事事带头冲在前面，但在我父亲当兵这件事上，往后退。后来，公社干部出面做工作，奶奶为了放表现，还是同意父亲去当兵。
父亲是武警兵，当时叫公安兵，为鞍山钢铁公司站岗放哨，转业时，当到了班长。本来转业是可以安排到公安局的，体检查出两腿有关节炎，只好回原地，在大队做民兵营长，不到一年，改做大队书记，一直当到大包干，调到乡办厂养老。
父亲兄弟五人，排行老三，和几位叔伯相比，脾气最好，不属于严父的范畴。现在，我们这辈的兄弟姐妹聚会，谈论几位叔伯时，都夸我的父亲和蔼，没有家长作风。父亲入伍前读过几年书，在部队参加过文化补习，具备了当大队书记的文化条件。我刚入学那年，父亲发动贫下中农学文化，成立扫盲班，一个班三十个人，星期天和晚上借我们的学校用作办班点，连续办了好几年。父亲白天在大队，晚上到扫盲点，有时带我一起去，记得，那时贫下中农学习很认真，比我们学生还认真，他们大多数年龄很大了，读字写字很吃力，但没有一个有畏难情绪，也没有一个感到是被迫来学的。我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被没文化吓怕了，有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不像现在，大多数人文化很高，但办个什么班，课堂上不是玩手机，就是打瞌睡，老师精力花了不少，办班钱也花了不少，学习者却很少领情。
不要小看当年的扫盲班。那个年代，很多举措，如扫盲、消灭吸血虫、消灭打摆子病、建立农村合作医疗、配备赤脚医生，现在年轻人闻所未闻，但在当时都是很伟大的和成功的壮举，很得人心。联想到现在，也有很多举措，名词听起来很吓人，动作也很大，但不是成效不大，就是争议很多，甚至也有不少办砸锅了。就说扫盲这件事，当时很多人，经过几年学习，后来都能看报纸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现在都把学习当做一件最痛苦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没有当年贫下中农的学习渴望。
林彪出逃那年，我开始感到父亲政治觉悟很高。一天，父亲回来得很晚，到家不提吃饭。母亲把饭热好了让父亲吃。父亲说，在公社吃过了。母亲就打热水给父亲洗脚，父亲边洗边叹息，中央又出修正主义了，这可怎么办?很是焦虑的样子。我那时不懂修正主义，但知道这是很让父亲揪心的事。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也没有这么焦虑过。
第二天，父亲依旧到大队用喇叭通知各生产队长正常出工，最后特别强调，各个队长，今天安排出工，不要受修正主义的影响，把劲头使足了，用实际行动坚决回击那一小撮人的破坏。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父亲又被通知到公社开会，回来时，夹着一大叠材料，回来后，将材料锁在抽屉里，一言不发。母亲见父亲闷闷不乐，就默默到灶台点火烧锅，炒了几个鸡蛋给父亲喝酒。半斤一瓶的洋河大曲下肚，父亲脸色泛红，话开始多了起来，对我和母亲说，知道公社开的什么会吗?我们茫然，父亲说，林彪的罪证材料发下来了，但不能给你们看。啊，我忘了，就是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
父亲第二天仍然通知各生产队继续出工，在喇叭里，父亲特别强调，修正主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大家放心。就那天，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一位和我父亲同期当兵的男人，怒气冲冲的来到我家，破口大骂，你给我家介绍的什么儿媳妇?父亲心平气和问怎么回事，答，儿媳妇今天上午跑了，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了。父亲无可奈何，问，我给你介绍儿媳妇，反而有罪了?就在这个时刻，又有一位男人冲进我家，也是破口大骂，抓住我父亲的衣领责问，你把我女儿介绍给周家，周家把我女儿弄没了，你要负责。我们全家都蒙了。
父亲把那位后来的男人的手从衣领上移开，定了定神，问，你是怎么知道你家女儿被周家弄没的?那位男人不知怎么回答。父亲接着说，你这样问，说明你家女儿离开周家回到你家了，既然回到你家，你还到这里要人，你就是修正主义。那位男人听到修正主义这句话，好像有点害怕了。
父亲看他们都不说话了，就提高嗓门，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的问题很严重，两家都有修正主义的倾向，不过，这次如果周家主动把儿媳妇找回来，王家主动把女儿送回去，就不追究你们的修正主义行为了。如果两家还是这样闹，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们村住着两户地主成份的人家，离我家各约一二里路。解放前，我们村大部分土地和邻村部分土地分属这两家所有。文革后期，父亲带领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很不错，年年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得奖，可就是肚子促不饱，麦收之前，很多村民粮食断顿，用糠菜萝卜对付。地主成份的两家，日子过得比其他村民更惨。
其中的一户，没生儿子，生了四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都届婚嫁年龄，就是嫁不出去。贫下中农的儿子不敢娶，怕生下的孩子也被定为地主成份，当兵政审不过关;也是地主成份的，她们又不肯嫁，自己就是地主成份，还嫁给地主成份，永远无法改变地主身份。更惨的是，四个丫头都读过书，但成份不好，无法被推荐上大学，又不会体力劳动，无法挣工分，家里年年超支，只能分点口粮勉强度日。贫下中农骂他们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骂四个丫头“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超支越来越多，生产队长不敢再给他们家分口粮，他家就到生产队长家里闹，一直闹到我父亲这里。
父亲看他家实在可怜，就指示生产队长，继续给他家分口粮。此举遭到贫下中农们的强烈反对，成群结队到我家抗议。我家房子不大，挤满了抗议的人群，纷纷撸起袖子，扯大嗓门，指责我父亲阶级立场有问题。父亲不啃声，只顾抽烟。抗议人群劲用完了，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父亲烟抽完了，干咳了两声说，“大家回去吧，地主成份的也是人，不吃饭会出人命的”。大家看闹不出多大结果，纷纷散去。
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件比口粮风波更大的事件。
村东部和邻村交界处，有一个小河闸。混凝土壁上出现了一条白粉笔写的“打倒×××”的标语，立刻惊动了公安局，穿白警服的公安人员，挂着盒子枪，飘着红彩绸，开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进入大队部。先在周边学校排查嫌疑人，那时叫现行反革命，让每位学生和老师上黑板写粉笔字，公安人员核对笔迹。我们紧张死了，不敢正常写字，故意把字写歪，以防怀疑到自己身上。
那段时间，父亲整日整夜不回家，和治保主任一起在大队部接待公安人员，通知人谈话，安排大队部旁边的一家农户做饭给办案人员吃。排查了十几天，没有找到笔迹相同、写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就把疑点集中到两户地主成份的人家。其中的一户，夫妻俩和四个丫头被轮番带到大队部盘问，吓得不成样子，最终被排除怀疑。
最后，疑点又集中到另一户地主成份的人家。这家父母解放前下落不明，有人说逃到台湾去了，他当时小，没一起带走，被寄养在叔叔家，定为地主成份后，娶不到老婆，三十多岁，还是单身。他也读过几年书，写反动标语的文化还是有的，但整天沉默寡言，不与邻居和村民沟通往来，家里有个破收音机，贫下中农们一直怀疑他收听敌台。他被带到大队部，盘问了三天三夜，一个字也没说，就让他回家反思。父亲和治保主任又到他家做工作，让他尽快承认，还是没有结果。过了两天，公安人员再次让父亲和治保主任通知他到大队部谈话，到他家才发现，他已上吊自尽了。该案最后以畏罪自杀结案。
后来，父亲每次和我谈及此事，眼圈都是红红的，复杂的心情无法更好地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