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光中先生于去年12月辞世，余府上下至亲好友当然是哀恸逾恒，同事门生、诗朋文友更是痛惜不已，就连海内外的万千读者，也纷纷同悼。然光公先生以九十高龄，驾返瑶池，如愿回到“文化中国”的历史怀抱，于公于私，应该都了无遗憾，回顾新诗百年，新文学百年，都可谓凤毛麟角，实为喜丧。
新诗新文学百年，是“文化中国”五千年来，前所未见的“人才红利时代”，俊彦品类之众，豪杰人数之多，全都超越前代，此一时代可以1945年为分水岭，因为对日抗战胜利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但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里程碑。
《说文解字》云：“三十年为一世。”1945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笔者这一代，是“战后一代”;往前推三十年，1915年以后出世的余先生，可称之谓“战乱一代”。余先生是“战乱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代最大的特色是遭逢长期内战的分离与隔绝，流寓放逐海内外及世界各地，造成了各式各样前所未有的“乡愁一代”，余先生的作品，深切厚重地反映了这一代的心声，他的过世，标志了地理乡愁时代的结束。
乡愁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不仅仅是对某时、某地、谋人的怀念，而且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他笔下的长江黄河、千岩万壑、风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国”大观园中的殿堂长廊、栋梁石柱、水木庭园的化身。五千年来，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政治中国”不计其数，而“文化中国”只有一个，而且持之以恒，一直在不断扩大。
1928年诞生于南京的余光中，在二十二岁到台湾继续念大学之前，曾经随父母，经常来往于南京、杭州、武进、永春之间，抗战时流亡苏、皖，十岁时迁往上海半年，又从香港转安南，经昆明、贵阳，抵四川与父亲团聚，入重庆读中学，可谓走遍江南江北。二十岁考大学时，因国共内战的缘故，放弃了北京大学录取资格，转而就读于南京大学，又南下至厦门大学，最后进入台湾大学英文系三年级，随梁实秋习英国文学。他在大陆童年、青少年、青年的经验，成了他中年后，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的写作泉源。
大学毕业那年，余先生出版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1952)，其中有“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之句，显示他早期怀乡怀人之作，多半与小我有关，到了三四十岁后，他的诗境扩大，从大我出发，对“文化中国”向往眷恋，成了他既深且广的核心主题。
余先生的诗，在参加“现代主义论战”(1957—1958)之前，非常符合梁实秋古典主义式的文艺理论，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与提携，遂于1957年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兼课，同年译作《梵谷传》《老人和大海》(后改为《老人与海》)出版。1954年他与覃子豪、钟鼎文组“蓝星”诗社，出版《蓝星》诗刊，遥承“新月派”豆腐干体的“格律诗”传统，与纪弦发表在《现代诗》上轰动一时的“现代派条”(1956)，大异其趣。
当年纪弦高举“横的移植”西化大旗，推崇现代主义所有流派，提倡“诗想”与“自由诗体”，绝对反形式，反格律，反押韵，主张诗歌分家;他最鄙视流行歌曲歌词，斥为靡靡之音，誓言打倒根除。此论一出，附和者众，声势浩大，遭到覃子豪为文猛烈质疑(1957);次年，余先生也加入论战;论战时，彼此大动干戈，互不相让，论战后，纪弦的主张，好像占了上风;而余先生则赴美入爱荷华作家写作班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开始受到美式现代主义的影响，诗风为之一变。
两年后，余先生返国，正式入师大任教，遇到中文系学者苏雪林与报纸专栏作家言曦与其盟友，抨击现代诗与新诗写得太过艰难晦涩，造成报章杂志拒刊，此举促成了覃、余、纪三个“老战友”联手反驳，形成诗坛更加朝向现代诗靠拢的团结氛围。
1960年出版诗集《钟乳石》《万圣节》及《英诗译注》之后，余先生开始大步跃入现代，不但发表《现代绘画欣赏》，为抽象画摇旗，同时也加快诗作现代化的脚步，例如《燧人氏》之类作品，意象晦涩，声音凄厉，节奏跳跃，态度叛逆，已完全与“新月派”告别：
饥了，食一座原始林，一个罗马城
和几乎是秦始皇厌恨的全部文化
复舐噬夜的肝脏，在太阳太阳之间
挟黑暗而舞，复挞她，踏她，踢她
燧人氏是我们的老酋长。在众神之中
他是最达达的
二十八年后，余诗在大陆最重要最忠实的推手与知音流沙河先生，在他《余光中一百首》(1989)一书中，仍不免视此诗为负面教材，评之为“虚无到了狂悖状态的歪诗”，认为如此达达主义，实在无法接受。可是，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诗坛，十分流行，比起某些重度晦涩的作品，《燧人氏》还算属于流畅易懂的“小脚放大”。
当时，集艰涩大成的，是“创世纪”诗社诗人洛夫的组诗《石室之死亡》(1959)，就连纪弦读了都要瞠目以对。当年余先生有心在技巧现代化上，急起直追，于是铆足全力，于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1961)发表《天狼星》(长篇诗组)，意欲为所有的现代诗人画家，作一篇总传，把痖弦、周梦蝶等孤绝诗人及五月、东方画会的前卫画家一网打尽，以“天狼”之晦气不祥，来象征遭社会排斥打压的现代艺术叛徒，而叛徒们则悲壮的燃烧自己大无畏的气概，照亮社会。诗甫发表，万方瞩目，传颂一时。
余先生想借此一长诗，与“创世纪”诗刊同仁痖弦的长诗《深渊》(1959)还有洛夫的，一较长短。三人之间，痖弦晴天霹雳，率先于5月发表一气呵成的《深渊》，反映现代社会无限的下沉与堕落，惊艳诗坛，众口交赞，令纪弦为之结舌，启发了《石室》，又招来了《天狼》。不让痖弦专美，洛夫仓促上阵，勉强将《太阳手扎》与《外外集》中的短诗，修改增补，重组扩大，杂凑成军上阵，诗一发表，果然令大家惊异错愕，莫测高深，毁誉参半，争论不休。而现在看来，《深渊》在意象丰繁，比喻奇绝、语言节奏、诗想结构的经营上，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堪称新诗百年中的杰作之一。
有趣的是，洛夫看到由十首中型长诗组成的《天狼星》，居然惊动诗坛，引起热议，颇为不服，发愤火速写了长篇《天狼星论》，在《现代文学》发表，条例全诗缺失，认为总体说来还是太传统而不够现代。此文刺激了余光中深切自我反省，立刻在“蓝星诗页”37期，发表《再见，虚无》一文，傲然予以驳斥，宁可回归传统，也不愿盲目现代;同时开始挟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创造性地回归古典传统，慢慢形成他融现代、浪漫与古典于一炉的开阔风格，能出能入，可大可久，于三年后，出版了诗集《莲的联想》(1964)，让诗坛风气为之一变，整整影响了两代人的写作。十五年后，余光中在订正出版《天狼星》(1976)时，从善如流，接纳洛夫批评中肯之处，大幅修改全诗，留下了一段佳话。
从四十岁开始，十几年之间，余先生进入现代诗创作的丰收期，1969的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以及其后的《白玉苦瓜》(1974)、《与永恒拔河》(1979)、《隔水观音》(1983)，都脍炙人口，风行四海;名诗如《当我死时》《如果远方有战争》《或者所谓春天》《安全感》《在冷战的年代》《一枚铜币》《乡愁》《乡愁四韵》《长城谣》《守夜人》《白玉苦瓜》等，倾巢而出，辅之以诗评，兼之以论战，加之以译介，把修正后的现代主义大纛，高高举起，俨然成为诗坛祭酒。精力充沛的他，于诗之外，又努力于散文创作，蹊径独辟，自成一家;他又不时发表散文、小说以及评论之评论，除现代画外，还支持现代舞蹈，使得梁实秋衷心赞叹云：“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此后，凡有现代文学大系之编纂，总序撰写人，非余先生莫属，骎骎有文坛领袖之姿。
余光中于1974年受聘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十年，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经由成都流沙河先生的热情推介，其诗文跨越海峡，流传大江南北，获得了不少读者的青睐。流沙河极具慧眼又真懂诗词，文史博洽，闻多识卓，下笔灵动洒脱，最能深入浅出，精解余诗妙处，加之他襟怀开放，诚心一片，最能打动读者，感动作者，致使“乡愁诗人”一词，不胫而走。余先生有幸，得遇故土巴蜀才子，致使四川香江鱼雁不绝，其惺惺相惜相重之情，自然不在话下。
从1962至1971九年之间，余先生曾三度应邀赴美讲学，对当时摇滚乐精彩独创深刻有味的歌词，非常欣赏，于是从1972开始，为文介绍鲍勃·狄伦(Bob Dylan)等美国民谣歌手，誉狄伦为“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沉默的史芬克狮。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三年后(1975)，他与杨弦等民歌手，掀起“现代民歌运动”，公开让韵脚格律，穿上宽松的便装，重回现代自由诗体之中。狄伦于去年(2017)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余先生当年的慧眼是如何的精准。在此之前，约有二十年之久，现代诗人不敢沾碰流行歌曲，余先生对自己的格律旧作，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当年，也遭杨弦卷入现代民歌的我，忽然醒悟到，原来传唱十多年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兰成改编歌词、周兰萍作曲) 竟然出自余先生之手，简直目瞪口呆，笑不可抑：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余音袅袅,
我化作一叶小舟,
随音波上下飘摇。
昨夜你对我一笑,
酒涡里掀起狂涛,
我化作一片落花,
在涡里左右打绕。
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
我开始有了骄傲：
打开记忆的盒子,
守财奴似地,
又数了一遍财宝。
此诗此歌，清纯腼腆，朴实风趣兼而有之，比起后来现代诗中赤裸裸的床戏大战，不可同日而语。此诗通过邓丽君、费玉清、蔡琴美妙的歌喉诠释，早在流沙河之前，就已在大陆风行，至今不衰。
可是在民歌运动兴起之前，这样的诗歌，无论识与不识，都无人愿意提及，更不屑评论。致使余先生《文星》杂志时代的文友李敖，曾一度因经济原因，施其惯技，把余先生早期格律时代的佚作及淘汰的旧作，暗地里搜集一册，以为抓住了软肋，私下要挟先生，意欲强行替他出版，可见格律诗与流行歌，在现代主义高潮时期，几乎成了庸愚腐朽、落后伧俗的代名词，见不得天日。拜现代民歌运动成功之赐，1981年洪范版《余光中诗选1949-1981》出版，先生坦然把早期诗集中的格律诗精选一辑，包括《昨夜你对我一笑》，让读者了解了先生诗艺发展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