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苏秉琦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1997年，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当孙万伟老师试探性地问我，可否和同学们座谈，我当即答应。尽管我患有中风后遗症，说话迟钝，也明知我的视野和高度很有限，但我体会到了，隔代、甚至隔两代人的思想交流，有它的正面意义。人类就是这样进步的，科学事业的继承发展也是如此。

　　提起家父苏秉琦，我虽写了25万字的书稿，仍然觉得还不能用一句话、或是近百个字的一段话，来概括我对他的感想、思绪、认识。1997年，父亲离世。2009年，我有幸参加了在牛河梁举办的“纪念苏秉琦诞辰100年暨牛河梁大遗址开工典礼”的会议。让我感动的是，父亲生前的感染力和人格魅力，使他在离世12年后还被那么多人怀念、纪念。但与此同时，在和不少与会者的谈话中，我感到许多往事不久就会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书面资料也会飘落，很多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和人物很生疏，于是学理工的我萌生了写几篇文章的设想。随即又想，倒不如把这些题目合起来做成小册子。

　　回想起2014年秋，我拿着书稿踏入三联书店大门时，就叮嘱自己，对这个拙作必须低调，只求发行后有些大中型图书馆收藏备案，让后人知道那些即将如烟散去、或已被人淡忘的历史。我没料到发行之后卖得较顺畅，当然我清楚：这绝非来自执笔的我，而是还有人乐意了解或者怀念父亲。

　　写作延续了6年，此间，有许多友人断续向我说了他们对父亲的见解，以及如何来写此书的建议，都自有其道理，也都让我受益。这些意见大体是：

　　一、他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执教30年，有那么多可引以自豪的学生，所以，“你该以教书育人为主线，娓娓动听地展开书写”。

　　二、他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走向成熟的见证人、执行人与推动者;他在考古教学、考古研究、现场调查与发掘、考古理论等方面都有足迹与成果，以此来分类阐述，最有力量。

　　三、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他的人格、品德和魅力，具备了学术领军人的标准，可以按其特有的经历、工作特色、少有的人格魅力，还有难得的学术造诣等几个侧面一一展示，而其核心和动力的源泉，是他的爱国之心和爱民族之躯。

　　四、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优秀思想者，方法论为其特色。“你可按他的思想方法、学习方法、思考方法、工作方法等作为红线、列出实例来阐述”。

　　五、他是位“勇(泳)者”，耐受过多次运动的锤炼未折损，学会在逆风逆浪里朝着既定方向破浪，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朴实的心灵。

　　我的写作，就是在没有明确的终结性答案的困惑中前行的，但心中有一点却很清楚，而且在写作后期感受越发强烈：他首先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其次是位忠于中国考古事业的献身者，再其次是一位好人——几乎没和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当然，这三者间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