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虽有小愤，不废懿亲。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徐枕亚(1889—1937年)，近现代小说家。名觉，字枕亚，别署徐徐、泣珠生、东海三郎等。常熟人。南社社员。
20世纪20年代，常熟出了一对驰誉文坛的兄弟徐天啸、徐枕亚。徐氏兄弟都是著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是民国时期出色的编辑家、书法家，徐枕亚还是小说家，是“鸳鸯蝴蝶派鼻祖”。他们在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光彩的篇章。
徐氏兄弟的祖父是常熟当地的名儒，父亲徐懋生也擅诗文。徐懋生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学校，名叫“善育小学”。徐天啸生于1887年，徐枕亚生于1889年，他们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诗词、古文。徐懋生曾有诗句说：“学堂忧忧此何间，家学翻嫌误两儿。伴我寂寥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吟诗。”
民国初期，徐天啸在上海主持《民权报》，他撰写了许多政论文抨击袁世凯政权。1913年《民权报》被袁世凯政府封闭后，又创办了《黄花旬报》，经常写人物典故和杂文，曾汇成一册《天啸残墨》刊出。因多种原因《黄花旬报》也办了时间不长，徐天啸后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青年会中学(现上海市浦光中学)任教国文，与曾虚白、邹韬奋、洪深等人同事。徐天啸与弟弟徐枕亚在1914年一起参加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南社”，在“南社”会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徐天啸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擅长草书，尤工刻印，他著有《天涯沦落人印谱》。
夫人刘吟秋早亡，徐天啸郁郁寡欢，经常借酒消愁，故而大醉。一天，他和弟弟徐枕亚、好友刘楚生等人饮酒后回家，在途中见一个印度警察侮辱中国人，他打抱不平打了印度警察。于是他辞去在青年会中学的教职，随邹天雷去了桂林。邹天雷的长女成了他的继室。
1931年，徐天啸曾出版第一部巾国妇女通史《神州女子新史》。著作另有《神州女子新史及续编》、《自由梦》等10种左右。1941年11月24日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享年56岁。
徐枕亚少年时代喜欢读《游仙窟》、《燕山外史》等小说，并经常模仿习作。1904年毕业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后在善育小学任教员。两年之后，父亲徐懋生病故，学校也就关了门，他又去无锡两仓镇鸿两小学任教。1912年，经哥哥徐天啸推荐，徐枕亚进入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在编辑的同时，他开始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玉梨魂》。小说刊登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追着每期连载的报纸阅读，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
《玉梨魂》在报纸上刊载完了以后，民权出版社将小说印成单行本发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年，这本十万言的小说再版了十次。1913年《民权报》因反袁的政治态度，遭到袁世凯政府的封闭。徐枕亚去巾华书局任编辑，编撰了《高等学生尺牍》，不料被编辑部主任沈瓶庵乱删乱改，徐枕亚很不开心。正好《民权报》部分同人集资创办《小说丛报》，请徐枕亚和吴双热担任主编。《小说丛报》从1914年5月创刊到1916年7月结束，共出22期。徐枕亚每期写短篇小说一两篇，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刻骨相思记》、《棒打鸳鸯录》等。还把《玉梨魂》翻花样，加入许多诗词，名为《雪鸿泪史》而连载。
《玉梨魂》是徐枕亚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杰出的作品。此后十年里，《玉梨魂》又印行了23版，这还不包括上海以外的大量翻版盗印。它还被编成新剧演出。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被林纾翻译介绍到了中国，成为晚清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洋小说，当时的文人将它比做西洋的《红楼梦》。受《茶花女》的影响，《玉梨魂》也采用日记形式交代故事的结局，最后又都采用“后记”形式来交代“叙述人”的凭吊。1915年，徐枕亚又用同一题材写成《雪鸿泪史》(中国第一部日记体小说)，情节比《玉梨魂》增加了三四成。这部小说与《玉梨魂》一样极为畅销，再版32次共几十万册，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处也翻版印行。
徐枕亚的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酒，他与哥哥也嗜好酒，经常酒后醉倒，跌得鼻青脸肿，衣破骨损。朋友们劝他戒酒，他也发誓与酒分手，并作《酒话》一卷，以为纪念，可是没有多久，又是酒杯在握。他的贪酒与家庭生活的不快关系很大。他的嫂子刘吟秋因为恶姑凌辱而自杀，他的妻子蔡蕊珠也因为不容于恶姑，被迫假离婚。他私下把蔡蕊珠接到上海秘密同居。后来蔡生孩子后，产后营养失调而早逝。他在伤痛之余，做《悼亡词》100首，印成册子分寄给朋友。
《玉梨魂》也让徐枕亚有了一段戏剧般的姻缘。清朝最后一科廷试“末代状元”刘春霖有个女儿叫刘沅颖。她读过《玉梨魂》着了迷，不觉恹恹生起病来，刘觉得蹊跷，要女儿直说。刘沅颖没说什么，只在枕头边取出一本《玉梨魂》扔给她父亲看，眼里却流出泪来。
老状元从没读过这种书本子，翻了几页，不禁拍案叫绝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立刻托出人来替女儿刘沅颖做媒。不久，徐枕亚便入赘刘府。那时，徐枕亚已将近50岁，而刘女还只有30岁左有。后来，刘沅颖跟徐枕亚从北京回南方生活，她过不惯清贫生活，抑郁致病而死。遭逢又一次生活打击，徐枕亚更加颓唐。他自己笔枯砚荒，不再写作。他自办了一个清华书局，创刊《小说季报》，后经营不当，没有多久就关闭了，出盘给大众书局。他与长兄徐天啸回了老家常熟。
徐枕亚也擅长书法，曾与哥哥徐天啸被书界人十誉为“海虞二徐书约”。回到常熟，他沉溺于酒中混日子。一天，有一个人专程从上海到常熟拜访徐枕亚，冈慕徐的大名而求其书法。给了他若干银两润笔，徐枕亚大喜，挥毫就写了一幅字联。客人过了十天，回来说：“这是徐先生的伪品，徐先生的书法珠圆玉润，不是这样僵枯无力的。”硬是要徐枕亚还原来给的银两，可徐枕亚早已经花光了。恰巧他有朋友来访，知道此事，便解囊代为还款，才了结了此事。此事对徐枕亚的心灵打击也很大，不久他病重，于1937年去世。
徐枕亚主要从事短篇创作，有《镜破珠还记》、《孟生》、《洞房血》、《湖上吟》、《娼妓与爱情》等，大多反映新旧思想冲突之悲剧，题下常标有“惨情小说”、“孽情小说”、“烈情小说”、“哀情小说”等。他曾主编刊印了常熟第一部灯谜书《琴心文虎》，还著有《秋之魂》、《双鬟记》、《蝶花梦》、《燕雁离魂记》、《让婿记》、《鸳鸯花》、《余之妻》、《燕市断云》等长篇小说，以及《无聊斋说荟》、《枕亚浪墨》、《鼓盆遗恨集》、《锦囊》、《广谐泽》、《谐文大观》、《无名女子诗》、《谈虎偶录》、《余之妻》等杂著，又与哥哥徐天啸合著过《近代小说家小史》。
1984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了周文晓编注的《徐天啸与徐枕亚研究资料》，《研究资料》全书共18万字，有徐天啸年表、事略，徐枕亚年谱、传略、著作系年以及文艺界对《玉梨魂》、鸳鸯蝴蝶派的评价等，并附有25幅图片。这无疑有利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促进文史研究和形成文学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故事感悟】
常熟徐氏兄弟在文学艺术创作上都有不凡的造诣，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相互扶持，尤其是徐枕亚，开创了“鸳鸯蝴蝶派”，为近现代中国的言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史海撷英】无腔不学谭
谭鑫培是湖北江夏县(今湖北武昌)人，他父亲谭志道是个汉剧演员，主要唱老旦戏。因为嗓子尖细，调门很高，好像“叫天子”(又叫鹨乌)的叫声，所以人们就管他叫“谭叫天”，他自己也就默认了，以“叫天”作为艺名。谭鑫培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学戏，人们就叫他“叫天儿”或“小叫天”。
小叫天从小聪明伶俐，“逮着谁学谁”(京剧艺术家萧长华的话)，并且能吸收各家的长处，加以改造创新，融会到自己的艺术表演里。因此他的戏路极宽，文武唱做，无所不精。他起先唱老生戏，因为嗓子唱坏了，改唱武生戏，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同时嗓子也恢复了，又改唱老生。不论演什么角色的戏，都是演什么像什么，极受观众的喜爱。
当时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生活也非常艰苦。谭鑫培年轻时在北京城里混不下去，就到附近的县城和农村搭班演出，人们叫他所在的戏班为“粥班”，意思就是这种戏班的收入只够喝粥。可是小叫天在喝粥的演出生活里，不断琢磨演技，苦练功夫，逐渐成了出色的演员，就由“粥班”转到了北京城里的三庆班，后来又到了四喜班。这时候，他的表演艺术已经征服了广大观众，大人小孩，人人都爱看他的戏，北京城里出现了“满城争说叫天儿”的情景。京剧老生演员，差不多都把谭鑫培当做楷模，所以有“无腔不学谭”的说法。
谭鑫培的表演，也吸引了清朝皇室、贵族和大臣们，他们经常让他到皇宫、王府或大臣的家里唱戏。有一次皇宫里唱戏，谭鑫培因事迟到了。慈禧太后板着面孔说：“我叫你来唱戏，你竟敢迟到!真像个懒惰的猪八戒。你今儿个就演猪八戒的戏吧!”谭鑫培没法儿，只好演了一出《猪八戒盗魂铃》。又有一次唱戏时，清朝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那桐要他加演一出。谭鑫培本不愿意再演，但又不敢当面拒绝，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我再演，就得大人给我请个安。”他以为那桐是朝廷的大官儿，地位很高，只能给王爷、贝勒、贝子(清朝贵族的爵号)等少数人请安，哪能给他这个“戏子”请安呢?没想到那桐是个戏迷，对谭鑫培的表演喜爱得发狂，听了这话，立刻把右腿一屈，右手往下一垂，说：“给谭老板请安!”谭鑫培下不了台，只好又唱了一出。从此以后，戏剧界的同行就给他起了个“谭贝勒”的外号，又叫他“伶界(戏剧界)大王”。
【文苑拾萃】鲁迅与狂人日记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到日本去学医，想用医学解救同胞的痛苦，进而拯救自己的祖国。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有一天课堂上放映时事幻灯片。片子反映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给沙皇军队当侦探，被日本军队抓住杀死。杀这个中国人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无动于衷，围着观看。这件事对鲁迅刺激很大。他心想：围观的人个个体格强壮，为什么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还麻木不仁，跟着凑热闹呢?可见没有思想觉悟。光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能拯救中国的。要拯救中国，就得先治中国人思想上的病。于是他停止了学医，决心从事文学活动。用文学这个武器来医治和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唤起人民反抗黑暗统治。不久，《狂人日记》发表了。
《狂人日记》中的“我”，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狂人”。他“发狂”的原因是由于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暗指封建制度)，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疯子”、“狂人”，被看管了起来。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人进行了仔细观察，反复琢磨，才发现不仅人们限制他的自由是为了“讨乞”他，而且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人吃人。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几句话，就把封建制度和伪善的礼教的本质揭穿了：虽然口头上说的是“仁义道德”，但本质上却是“人吃人”。
“人吃人”，就有吃人的人和被人吃的人。鲁迅所说的吃人的人是剥削者、统治阶级，被吃的人是被剥削者、被统治阶级。他又借“狂人”之口肯定地说：“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就是说剥削阶级一定会被消灭，同时又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狂人日记》是对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的说明书和控诉书，也是宣战书和批判书。这以后，鲁迅不仅写了很多内容丰富、形象感人的小说，而且写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杂文，矛头直指封建军阀和反动派。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以更迅猛的步伐向前发展。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