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礼记·中庸》
闻一多(1899—1946年)，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现代著名爱国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他的人生充满变化。他是以《红烛》、《死水》而享誉一时的诗人，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最终走出书斋，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无论是诗人、学者还是战士，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他的胞弟闻家驷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闻家驷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红与黑》和《雨果诗选》、《雨果诗抄》等，对后人的教育和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村的闻姓家族大有来历。据清乾隆四十六年第一修《闻氏宗谱》记载：“吾族本姓文氏，世居江西吉安之庐陵。宋景炎二年，信国公(文天祥)军溃于空坑，始祖良辅公被执，在道潜逃于蕲(今湖北浠水)之兰清邑，改文为闻……”。闻一多与文天祥同根同祖，是文天祥家族的旁系后裔。如果以文球为始祖推算，文天祥为25世，闻一多为39世。闻一多先生在《二月庐漫记》中也曾自称是“信国公后代”。
闻一多生于1899年，他的弟弟闻家驷生于1905年，原名闻常，字铁侯，号尊五，笔名砚田。他们的父亲闻固臣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他熟读诗书经史，为人忠厚，赞同变法维新，思想比较开明，曾在乡里办了一所改良的家塾，既要求子辈们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也赞同以新式学堂的一些课程对五个孩子进行教育。排行第四的闻一多未满5岁即人私塾读书。父辈和塾师的新学知识及思想，引起了他的读书兴趣。少年闻一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诗歌，尤其是唐诗，更是情有独钟。
1910年在弟弟闻家驷进私塾时，闻一多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去读书。1912年冬，他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他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激情难抑，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的斗争中，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开始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
在闻一多的影响下，闻家驷开始阅读《新民丛报》等新书籍。14岁赴武汉人教会学校，两年后转入汉口法文学校学习。
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秋，因支持北京教师索薪斗争，态度坚决，闻一多被校方勒令开除，后经多方斗争，终致留级一年。11月，他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
其间，他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撰写了大量诗篇和研究论文，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这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闻一多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形式多为自南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壮丽的风格，这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
留学时，闻一多对有些中国留学生不懂国学很反感，他在写信给弟弟闻家驷说：“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先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亦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
闻家驷在1923—1925年人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语。在五卅运动中，他因参加罢课并抵制补考而被学校除名，1928年自费赴法国留学，一年后即冈生活拮据回国。1931年取得官费资格，再度赴法入巴黎大学、格勃诺布尔(格林岁布)大学学习法国文学。留学期间，闻家驷与闻一多书信频繁，闻一多时常寄钱接济弟弟。1934年，闻家驷回国，他先到北京大学任讲师，后到北平艺术专门学校任教授。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1926年他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闻一多还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作为阵地，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受到过闻一多的启发，他说：“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1927年，闻一多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他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闻一多的诗感情热烈，形式精美，充满着深沉、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五四”反帝的时代精神;他的诗艺术上风格独特，感情奔放，形式整饬，语言绚丽精练，想象新奇丰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使新诗真正冲出早期白话诗平实、平淡的狭窄境界，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成为著名诗人的历史地位。
这一年初，闻一多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参加新月社，兼任《新月》杂志编辑。但时间不长，他因观点与人不合而辞职。这年秋天，他去武昌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两年后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他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工夫，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乐府诗笺》、《天问疏证》、《离骚解诂》、《诗经新义》等专著。他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此外，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时人奉为精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三校合并组成了两南联大。闻一多先随学校千里辗转，一个学期后，闻家驷护送着嫂子高孝贞和八个孩子：立瑛、立燕、立鹤、立雕、立鸿、立鹏、闻铭、闻惠羽经过千里跋涉，与闻一多平安团聚。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闻家驷被聘为外国语文学系教授。他们住在昆明城内福寿巷三号，该处院子宽敞，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构楼房。院中有一石凿大鱼缸，西侧有很大的一所跨院，跨院北墙尤为别致，用砖砌成了缕花。墙边开有后门，通着一条小巷，门外就是一口水井。闻一多家人口多，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而闻家驷一家住楼上另一间厢房。兄弟俩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学术，时常评文论诗。
他们的居住可以说明亮宽敞，但生活还是十分贫苦的。闻一多一家十口，靠他那一点战时的薪资无法维持生活，于是闻一多白己刻图章以换取零钱来补贴家用，妻子高孝贞则常常外出挖野菜来减少伙食的开支。闻家驷的妻子也会制糕点拿到商店去寄售，以度过艰难的时日。
在思想上，闻一多很长时间受改良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曾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反对“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扣压蒋介石的行动。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期间，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帝国主义者”。
在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学校大转移中，闻一多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为他埋下了思想变化的种子。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1943年春，他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明白了蒋介石宣扬的“一党主义”的领袖专制主义，被书里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不久，他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这时，他思想迅猛地转变，他开始接触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组织的活动，次年正式加入民盟，并任民盟云南支部委员兼民盟机关刊物《民族周刊》编辑。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长。
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闻家驷开始对19世纪法国诗歌和诗人，如帕尔纳斯派、象征派和雨果、波蒂菜尔、弋带德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研究甚为突出。他发表了《谈雨果的诗》、《论巴拿斯派的诗与象征派的诗》、《读戈吉野的诗》等学术论文;他翻译了华勒莫夫人的《你怎样处理了它们》、魏尔仑的《感伤的对话》等法国名作家大量诗文。他还和闻一多发起组织了(1945年4月6日)联大中文系与外语系合办的诗歌晚会，两兄弟与浦江清、李广田、冯至、卞之琳等名教授都是主讲人。闻一多的讲题是“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前途”，闻家驷的讲题是“法诗最近的趋势”，他们都倡导诗歌在爱国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闻家驷受闻一多的思想影响，也从书斋中走出。在1944年，他参加了中共南方局代表毕岗领导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闻一多一起积极支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学生运动。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抨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凶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怒火中烧，悲愤难忍，在7月15日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悲愤地表达了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当天下午，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惨遭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噩耗震撼了全中国，震惊了世界文坛，美、英、苏、新加坡等国新闻媒体纷纷撰文，中国国统区、解放区人民纷纷集会，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声援民主战士。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暴行，声援民主战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分别发出唁电，高度评价闻一多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气概。学术界著名学者吴晗、叶圣陶、华罗庚、冰心、朱自清、郭沫若等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深切悼念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遇难时，闻家驷根据学校安排已回到北平。远道闻耗，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更坚定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从此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坚决支持北平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正义行动。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中共上海局平津学委负责人从事学运领导工作，为争取和平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这段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杂文，主要有《论救国》、《最后的话》、《当真是匪警吗》(1945年发表在《时代评论》上)，此外还有《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1948年《中建》三卷四期)、《我所知道的朱白清先生》(1948年《中建》1卷八期)。
新中国成立后，闻家驷任北京大学两语系教授、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主席等职。他又写了缅怀闻一多的文章《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追忆一多兄》(1960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表现了浓浓的兄弟情义。自1954年闻家驷的译著《雨果诗选》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又相继编辑了《雨果诗抄》、《法国十九世纪诗歌选》和翻译出版了世界名著——长篇小说《红与黑》等。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候补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第一、二屑名誉会长，闻一多基金会顾问等职。20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条目等多项编撰工作，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生物学卷和《外国生物学名著丛书》编委。
1997年11月8日，闻家驷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了讣告。
【故事感悟】
闻一多与闻家驷两兄弟为自由与民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两兄弟的情谊也是至诚至真，其光辉形象与文学作品也将永远激励着后辈不断前进。
【史海撷英】闻一多的爱国情操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曰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文苑拾萃】《最后一次演讲》节选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无耻啊!这是某集团(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