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先都应天(今南京市)，后其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夺取皇位，将都城迁至北京。

　　明朝是汉、唐以来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其综合国力比宋王朝还要强盛。不过，明朝也有它的时代特点：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已进入衰落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势力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人民大众日益觉醒，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皇帝更强化了专制统治。再加上西方的自然科学在明代逐渐传入中国，对古老的传统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明代的丧葬，在顽固地保留传统礼仪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明代丧葬制度的变化，最早开始于朱元璋的改革。朱元璋出身贫寒，当过游僧，深知民间疾苦。他在当皇帝以后，仍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在丧葬制度上力主改革。

　　(1)禁止厚葬。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诏令禁止厚葬风俗。洪武五年(1372年)又诏令：“今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丧葬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量力而行，不可称贷财货，夸耀殡送;毋惑于阴阳风水拘忌，停柩不葬。”并令中书省官员制定丧葬礼制，颁行全国官民遵守，违者论罪。朱元璋的祖辈因生计所迫，屡次迁徙，死后分葬各地。他的祖父母葬在泗州(今安徽泗县)，父母在凤阳死于饥疫，无地埋葬，由里人刘继祖与地掩埋。朱元璋当皇帝以后，虽给父祖专封帝号，却没有像赵匡胤那样，以皇帝大丧礼改葬，仅仅对坟墓增土培封，略加修缮而已。

　　朱元璋对父祖如此，对自己也要求甚严。他临终前的遗诏说：“丧葬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就连他最宠爱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自北平前往奔丧，也闻诏而止，不敢擅自进入京师。

　　(2)取消寝宫。朱元璋的遗诏不免有官样文章的成分，但其中的“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这句话却有重要意义，是对中国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

　　孝陵就是朱元璋的寿陵，位于南京紫金山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造。第二年，马皇后死，先行葬入。因马氏谥号“孝慈”，故称孝陵。孝陵与秦汉唐宋帝王陵墓相比，除陵丘由方形改为圆形等无关紧要的变化外，最有意义的是取消寝宫建筑。

　　古代帝王陵墓，除地宫外，还建有寝宫，也称下宫，死者安葬后，在寝宫中留居侍从、宫人，每日定时向死者灵魂供奉饮食起居，鬼神迷信色彩极为浓厚。东汉时开始举行上陵礼，又增加了专为朝拜祭祀用的寝殿。唐宋时，寝殿与寝宫分别建在两个地方，虽然进一步削弱了寝宫的地位，但在寝宫留居侍从、宫人供奉死者灵魂饮食起居的礼仪依然存在。朱元璋则不拘陈规陋习，大胆改革，在营建孝陵时，毅然取消了寝宫建筑，而扩大寝殿的规模。他这样做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取消寝宫，自然就废除了以往那种留居侍从、宫人日常供奉死者灵魂饮食起居的制度，大大减少了陵寝制度中的虚文浮礼;二是扩大寝殿规模，是为了通过朝拜祭献，达到推崇皇权、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朱元璋死后，虽破坏祖制的事屡有发生，而对他所制定的陵寝制度，整个明代不曾有任何变化。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13个皇帝的陵墓，全部沿袭孝陵的规制，只是建筑规模有大小之分而已。

　　(3)改革丧服制度。丧服制度是传统丧礼中最为稳定的部分，明代以前未曾有大的变化。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同服。

　　自汉、唐以来，子女居丧，为父亲是“斩衰三年”;如果父亲还在，母亲先死，为母则为齐衰杖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这样。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曾将为母服丧改为齐衰三年。武则天死后，随即被废止。斩衰三年是五等丧服的第一等，是最重的，齐衰杖期则轻得多。父母关系相同，服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原因自然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的男尊女卑。朱元璋虽然推崇儒学，但不拘泥其说，对儒家经典颇有个人见解。他对儒家的“为父斩衰三年，父在为母齐衰杖期”这一所谓“天下之达礼”不以为然。洪武七年(1374年)，孙贵妃死，朱元璋令礼部官员拟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奏道：根据《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孙贵妃无子，如果是这样，诸皇子对其皆无服，如同路人。朱元璋认为这不仅冷落了孙氏，而且也不近情理，他说：父母之恩是一样的，而服丧轻重差别这样大，“不情甚也”。又说：“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他命翰林院学士宋濂等人重新考定。经宋濂等人详查典籍，古人有论述此事的共42人，其中主张为母服三年丧的28人，主张服一年丧的14人，并列出名单奏报。朱元璋阅后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丧，主张服三年丧的为主张服一年丧的一倍，看来为母服三年丧，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于是诏令：子女为父、为母，庶子为生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为庶母齐衰杖期;并命皇五子(马后所生)吴王朱为孙贵妃服“慈母服”(按儒家的伦理道德，“慈母如母”)，即斩衰三年，其他皇子皆齐衰杖期。从此“父母同服，永为定制”。朱元璋的这一重大改革，不仅弘扬了“慈母如母”、“继母如母”、“养母如母”的儒家伦理，更重要的是，为父母服同等丧服，包含有提高妇女地位的意义。

　　(4)改革律例。早在商周时期，丧葬已转俗为礼、为法。历代统治者为了使人们遵守丧葬制度，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法律手段。特别是唐代，治丧制度全面法律化。《唐律》中对各种违反丧葬制度的处罚，规定得非常具体。宋代基本上沿袭唐律，但也局部参用其他刑律。朱元璋根据历代实施丧葬律例方面的利弊，对丧葬律例作了大量改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第一，关于居丧生子。居丧守制期内生子被看作有罪，是由儒家丧礼中严酷的居丧生活禁忌而来的，就是居丧期间，不能与妻妾同居，否则，就被视为不孝。唐律规定：居父母丧期内怀孕者，处以一年徒刑。这是指居丧期内怀孕，如果是丧前怀孕，则不在此例。朱元璋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古代不近人情而有行事过分的，如禁止服丧期内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因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于是，他决定取消对居丧生子的处罚，以利于人口的增长。

　　第二，关于设斋作道场。宗教对丧葬的影响，以佛教最大，道教次之。佛教宣传人死后会“转世再生”，为超度亡魂，早日转世，要设斋，请和尚诵经吃喝。道教与巫术关系密切，人死后，要作道场避邪驱鬼，为死者消灾。汉唐以来，这两种丧俗相当流行，使丧家破费很大。朱元璋认为，治丧设斋作道场，与儒家“主哀废乐”的礼制相违，应视为有罪。故《大明律》规定：治丧有设斋作道场者，“家长杖八十，僧道同罪还俗”。

　　第三，关于匿丧和居丧期内释服从吉。匿丧是指遇丧隐匿而不举哀。这种行为违反了孝道与传统丧礼，自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有罪的。如唐律规定：闻父母之死，隐匿而不举哀成服者，流放二千里之外;服丧期未满，提前除服，忘哀作乐者，处以三年徒刑;逃避期服尊长之丧，处以一年徒刑;丧期未满，提前除服者，杖一百;逃避大功服以下尊长之丧，处罚各递减二等。总之，凡应服丧而有意逃避者，均被视为有罪，要分别受到不同的处罚。朱元璋认为，匿丧虽为不孝，但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为此，他作了较大改变。被视为有罪者，仅限隐匿父母、丈夫和期服内的尊长之丧，其他匿丧不再视为有罪。量刑也大大减轻，如：匿父母、丈夫之丧，惩处由唐代的流放二千里，减为杖六十、徒刑一年;丧期未满而除服忘哀作乐者，由唐代的处三年徒刑减为杖八十;匿期服内尊长之丧，由唐代的处一年徒刑减为杖八十;丧期未满而除服者，由唐代的杖一百减为杖六十。

　　第四，关于弃官守制和冒哀从仕。据传统丧礼，官吏遇父母之丧，要弃官守制，否则被视为有罪。唐律规定：居父母之丧，如不弃官守制，要处以两年半徒刑，而明律则减为杖一百，罢官不再续用;如丧期未满，而冒哀参加科举考试或谋取官职者，唐律处以三年徒刑，而明律减为杖八十。

　　第五，关于奔丧的制度。依传统丧礼，除父母之丧要弃官回乡守制外，如祖父母丧、伯叔丧、兄弟丧等，也要请假回乡奔丧。如一人连遭数次期服之丧，或离乡数千里，势必有误政事。为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诏令，除父母之丧、长孙对祖父母之丧以外，其余应服期丧者，一律不许奔丧守制，但可以派人致祭。

　　朱元璋的以上这些改革表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丧葬的束缚和影响，到明代已进一步松弛，虚文浮礼逐渐减少，社会进一步向文明质朴的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