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十三经”中的重要经典，也是古代蒙学读本。中华文化重视孝道，《孝经》从多方面对“孝”作出阐释，对“孝”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孝”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孝的性质与作用
《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明确论说“孝”的性质与作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说，在道德中“孝”是最根本的，是教化的基础。“孝”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通过教化，在人身上发生作用。《开宗明义》提出，孝是“至德要道”，是人们最高的道德规范，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维持孝道可以使天下安定，百姓和睦，伦理社会关系顺畅。
《开宗明义》又提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说明孝的内涵非常广泛，孝的开始，是对父母双亲的侍奉;最终关注点则是个人的为人处世，要符合道德规范，从而成就个人的品德修养。从这里可以看出，《孝经》中的“孝”，不仅是一般人理解的“孝顺，善事父母”的狭隘含义，最终目的是个体的处世与为人，使个体成为人格健全的人。从《开宗明义》来看，《孝经》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孝”的社会属性，这种属性与父母生养子女的“养”有很大的不同：“养”是一种天性，而“孝”则附加了极强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属性，与人的品德修养密切相关。“孝”的初级阶段是孝顺父母，延而伸之，这种品行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最终会内化为个人修养，从而使个体因“孝”而安身立命。
个人身份与孝
因为身份、地位、职守不同，《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孝的要求各不相同。
《孝经》将《天子章》排到《开宗明义》之下，表明“孝”上自天子，下自黎庶百姓，都要遵守。《天子章》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能够爱自己的父母双亲，也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敬重自己的父母，也就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其最大价值在于，天子能够以爱敬之心，尽力侍奉父母，就会以道德教化百姓，做天下人的榜样。
诸侯位置在天子之下，其权力在自己的封地中是最大的，所以《诸侯章》在《天子章》之下。《诸侯章》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在讨论诸侯“孝”时，强调了诸侯的做事规范。诸侯身处高位，行为举止要谨慎、合乎法度，不要为享乐而僭越礼制，这样可以保守富贵，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使百姓和睦相处。诸侯的重要职责是遵守礼制，维持既有的诸侯权力，使社稷保全，使诸侯国中的百姓过上和乐安定的生活。《孝经》认为，对于诸侯来说，他们身在高位，应该遵守礼制，维持现有的国家秩序，安定百姓生活。他们应安于现状，既不破坏已有的秩序，也不创造新的规范，这对天下的安定大有好处。
对于卿大夫来说，需要遵守先王的礼制。卿大夫穿的衣服要符合法度，说话要合乎礼法，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即《卿大夫章》所说的：“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卿大夫做事的核心要义是在行事为人中符合礼制，不逾越法度，强调他们说话、做事的行为规范。卿大夫事务性的事情较多，《孝经》要求他们说话、做事要符合现有的法度、道德规范;强调他们道德修养的内化，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同诸侯的职责一样，《孝经》强调了卿大夫保守其家族身份、利益的责任。这个阶层是官吏的高级职位，他们保守住自己的官职，按部就班，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士”是国家的低级官员，地位在卿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士章》对“士”的“孝”，有详细而广泛的规定。认为士人的“孝”，应该包含“爱、敬”两个方面的内容：士人对父亲的孝，包含着“爱”“敬”;对母亲的孝，侧重于“爱”;对君主，侧重于“敬”。同时将士人的“孝”进一步推衍，除了敬重君主外，还要敬重职位在士人之上的一切上级;认为士以孝之道事君主，则会忠心，以敬重兄长的态度为上级做事，就能顺从上级，这样才能保守已有的爵位和俸禄，从而保住家里的祭祀水准，不辱父母。
《庶人章》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对于庶人来说，需要顺应自然之道，根据土地所出产，谨慎小心，节约用度，来奉养父母。庶人孝的最高规范，是奉养父母，使他们吃饱穿暖，强调庶人要通过生产、节约，积累物资和财富，使父母过上温暖饱足的生活。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根据他们的职责与能力的大小，“孝”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
孝在古代社会的作用
《孝经》强调了“孝”的天经地义，是人的行为规范。
孝的核心点是奉养父母。《庶人章》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说明从天子到庶人，不管什么人，在“行孝”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至于孝的作用，《三才章》里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认为孝是可以实现教化作用的，通过孝的发扬光大，能够使国家维持安定秩序，使百姓奉养他们的双亲，从而达到生活安乐、风清气正的理想状态。
《孝经》对于古代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行孝标准与要求。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因为地位不同、财力不同、职守不同，行孝的范围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核心的一点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身份职守来做事，强调了个体的修养。要求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遵守已有的道德规范与礼乐文明制度，明确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职责定位。尤其对于诸侯、卿大夫等执掌权力的阶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需要谨慎修养，对国家和上级负责，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办事，依法、依道规范自己的言与行，不要骄、满，更不能不顾及个人身份而任意妄为、僭越礼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既有的身份和地位，保持国家社会的安定。
《孝经》把“孝”看得极高，将“孝”提到与天、地并称的位置。在内部逻辑中，《孝经》分析了“孝”在古代社会对父母、君主、个人方面不同的内涵，重视个体的身份地位与所行的孝道内容的对应;在社会功能上凸显了“孝”的多重价值，提出了孝的教化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规范、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