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学老师带着母亲上课”引起热议。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鸣85岁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目前只认识自己的儿子，并且对儿子寸步不离。

　　不论是“带着父亲上大学”的大学新生，还是“带着病母上课”的胡鸣副教授，打破常规的做法，往往都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艰辛。胡鸣身上同时承担着多个社会角色：作为大学教师，他要在课堂上教书育人;作为儿子，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特别依恋他，几分钟不见他就担惊受怕，他需要承担陪护、照顾母亲的责任。分身乏术的他，找到了“带着病母上课”这样一个折中的办法。

　　失能老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社会网络中成为一个孤立的节点。目前，居家养老依然是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模式，失能老人的生活品质，很大程度上依靠子女的爱与关心。血缘这一社会联结纽带，将病母和儿女打造成为一个命运与情感的共同体。

　　胡鸣并非经济困难请不起保姆来看护病母，也不是没有兄弟姐妹来分担，而是因为母亲特别黏人，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他。存在认知障碍的病母，已经丧失了理性选择的能力;失能老人看似荒诞实则痛苦的行为，需要家人更多的安慰、关心和帮助。记忆碎片化、表达存在障碍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可能忘记了你是谁，但他们却没有忘记应该爱你”。

　　电影《幸运是我》，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刚刚开始记不清事情时的恐惧与无助，以及都市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生理的病变以及精神上的痛苦，让这些老人难以实现“自我救赎”。这些家庭与其他家庭缺乏互动，导致公众对老年痴呆症存在着误解与偏见。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老有所养”也应该包括精神赡养。“带着病母上课”就是一种精神赡养，就是一种对母亲不抛弃、不放弃的情感表达。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失能老人是自己的“累赘”和家庭的“包袱”;总是试图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他们，难以柔软、温暖地对待自己的亲人。“带着病母上课”的孝心可贵，胡鸣面对命运给出的刁钻难题勇敢扛起人生责任的姿态，更值得我们点赞与学习。

　　开放包容的大学课堂，既要容得下旁听生，也要容得下“带着病母上课”。对于95后大学生而言，言传身教通常比说教更有说服力;“带着病母上课”通过符号互动的方式，向学生们传递了一名大学教师的爱与痛;透过这面镜子，学生们也可以反思自己和父母、家庭的关系，在无形中接受了一场社会化教育。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提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教育不仅是知识、经验、技能的传授，也是文化认同的塑造、价值追求的引导;“带着病母上课”的胡鸣不仅给学生们传授了经济学的“经世致用”，也向大家传递了以血缘、情感、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与孝道文化。

　　在一些人感叹道德式微、“价值失落”的今天，“带着病母上课”做到了我们没有想到、想到了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既让人感动，更给人以前行的动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