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舅舅汪曾祺仅有四回见面，每次见面时间长短不一。但虽如此，大舅舅却多次关心我，无论从文学、书法，还是个人婚姻等方面，都时时牵挂着。

　　我第一次见着传说中的大舅舅是在1981年10月一天的下午，当时我跟着爸妈在高邮通湖路最西端运河边的汽车站接他。这次回乡，是他应高邮县政府邀请，回到阔别了42年的故乡。一车人从车上下来了，因为没见过这位大舅舅，我茫然地看着一众人群。这时一位60来岁、中等个子、身着中山装的老人，缓步走向我们，眼睛与我母亲汪丽纹刚一碰上，没有任何迟疑，便很笃定地拥抱在了一起。我知道了，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大舅舅。

　　大舅舅这一次回乡的时间最长，前后约40天左右，前30余天住县第一招待所，后一周住家里(即现在的汪曾祺故居)。在高邮的这段时间，是大舅舅这一生最感惬意的时光。爸妈下班后，带着我和姐，几乎天天去招待所坐一会儿，喝茶、谈高邮往事、聊家常。只要没有官方应酬，大舅舅总会提议：回家去。我们便从招待所一路步行回家，边走边谈。一进家门，大舅舅就对我爸说，桌子搭开来，炒个鸡蛋，抓把花生，先喝起来。爸爸随即下厨做小菜。于是，我们就都围桌而坐，我就陪大舅舅先喝起来。大舅舅喝酒很慢，吃菜也很少，只是用筷子夹一只醉虾或一小撮大蒜炝茶干，品个味儿。更多的时候，他是问东问西，说这说那，并时时开怀大笑。有一次酒后，他让我爸把宣纸铺下来，提笔写下“滨河野筑”四个字的横幅。他自己看了这幅字说：还有点意思。我爸说这幅字有日本书法的味道。他哈哈大笑，说这是洋河大曲作的怪!

　　大舅舅得知我已经报名参军，问我验的是什么兵种，部队在哪儿?我告知是海军水兵，部队在上海。几天后，他即买了本紫色绒面的影集送我，并在影集的扉页用毛笔题写了：

　　“乘长风破万里浪”

　　送捷甥参军

　　曾祺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在我到部队写信回家报平安后，大舅舅又专门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送我：

　　东海日升红杲杲，

　　水兵搏浪起身早。

　　昂首浩歌飘然去，

　　茫茫大陆一小岛。

　　写与小捷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大舅舅

　　1986年秋，大舅舅与黄裳、林斤澜等受扬州市政协邀请到扬州参加文学活动，活动间隙，他专门回了趟高邮，这次回来只逗留了三天。回到高邮，他首先要回家看望我外婆(任氏娘)。在进家门前，他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给任氏娘行了跪拜礼。外婆赶紧挽住他，对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他说：“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大舅舅那天很兴奋，坐在家里的瓷鼓(过去汪家花园花厅内陈设的鼓形钧窑瓷凳)上，回忆起过去花园内长了哪些植物;说他经常挟一本书，带一块王二家的牛肉，倚在树杈上，边啃牛肉边看书，一待就是半天;还说到太爷为防孩子们在花园玩得时间久，编故事说花园有个白胡子老头，专抓孩子……我乘兴拿出几幅练写的书法和几篇已发表过的散文，请他指点，他很仔细地看了一遍，还用铅笔为其中一篇文字改了一个词。他对我写的《傅老先生》一文大加赞赏，说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好。此次他回到北京，在写给家里的信中特别提到了我：“小捷很有才气，他的字很有希望，叫红梅督促他用功。让小捷学学做旧诗，写字老是抄唐诗，没劲。写自己的诗，字可以更有个性。写旧诗，不难，要他慢慢来。一开始总会不像样子，写写就好了。太爷就跟我说过：‘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过不久，大舅舅又写信来，说是已为我联系好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但必须要脱产学习，并寄来了入学登记表格。我当时在高邮中医院上班，找院长谈脱产学习的事，院长回说，我们医院不需要学文学的，脱产不可能。此事遂成为憾事!

　　大舅舅最后一次回乡是在1991年秋天，应高邮商业局邀请参加北海大酒店开业活动，因“北海大酒店”的店名是由大舅舅题写的。此次，大舅舅携大舅母一起到了高邮，这是大舅母这辈子唯一一次来到高邮。他们被安排住在北海大酒店五楼的套房内，套房有会客厅和卧室。所住套房的客厅中，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常常有人到访，有官方的，有民间的，也有学生。大舅舅是来者不拒，与来访者皆相谈甚欢。因北海大酒店距家里很近，步行仅三五分钟的路程，所以，一天里我们能在酒店与家之间往返好几次。大舅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习惯性地随手带着相机，于是我们家人与他们在宾馆、街头、家里都拍了不少照片。著名的“高邮湖上老鸳鸯”这帧照片，是他们此次回高邮的意外收获。大舅舅与大舅母得知我当时已谈定了女朋友，都很为我高兴，来高邮前，大舅母从北京买了真丝料子给我的女朋友，大舅舅则亲自跑到荣宝斋买来洒金宣纸，为我书写了新婚喜联(嵌字联)：

　　风传金羽捷

　　雨湿小梅红

　　我最后一次见着大舅舅是1997年5月27日。此前表哥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知家里，老头儿已于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遗体存放在友谊医院，定于5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5月25日，我妈带着我和大姐，还有高邮的几个亲戚，从高邮出发，在南京乘火车赶赴北京吊唁。5月27日下午4时50分，天下着细雨，汪朝问要不要带伞，我们说不用。我们一众人步行去了友谊医院，直奔医院太平间。隔着玻璃门窗，我看到工作人员正给大舅舅整容。整容室玻璃门外站着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女子，问了知是曾明了。我们连同汪明、汪朝都进了整容室，看工作人员为大舅舅整容。大舅舅显得很安详，面部还很饱满，依然是他活着的样子。不一会儿，林斤澜、余华及坐着轮椅的史铁生等作家也到了，他们是提前来悼唁的。5月28日上午9时20分，我们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大舅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签名处，每人领取一枝玫瑰花和一张汪曾祺生平简介。我们作为家属，先在大舅舅遗体边分两排站好，目光接送4人一组从全国各地前来悼唁的人们。大舅舅躺在一片鲜花丛中，前来告别的人，一个一个把手中的玫瑰花轻放在他的遗体旁。整个大厅回响着低沉的大提琴声——圣桑的《天鹅》。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着大舅舅，却没能与他说话。因为，他再也不能与我说话了!

　　(作者系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业余从事文学和书法艺术创作，曾发表过《傅老先生》《人淡如菊》等多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