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于农家幼年丧父的在贻师自小刻苦自励，成绩优异，箪食瓢饮，殊不自惜。文革后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出现了高血压并频发早搏——那是一九八年，他四十岁。之后心脏病、胆囊炎、肝炎等各种疾病缠身，直到最后以肝癌不治。专业有宏大的抱负，需要强壮的身体才能实现;生活有沉重的负担，需要强壮的身体才能应付，可是现在心有馀力不足，因此他的失落、抑郁乃至悲愁，时时流于笔端，一九八年四月致郁贤皓先生：

　　弟近数月以来，因岳父生病、死亡及办理丧事诸家庭琐务之纠缠，不仅久矣乎废书不观，而且身体亦为之拖垮，近发现有高血压及心脏病。自叹年甫不惑，即已衰病之象，真是无可如何。清人黄仲则诗云：“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我为之下一转语曰：结束文墨归少作，安排后事入中年。

　　同年七月致曹础基先生：

　　我的病大概是属于器质性的，因为超声心动图发现左心室增大，其症状则表现为室性早搏、头晕、气急等，迄今为止，跑了四家医院，请教了四五位心脏病专家，还不能确诊为什么性质的心脏病，有的说是冠心，有的说是心肌病，疑莫能定。致病缘由，一因过度劳累(不仅是用功过度，还包括各种琐屑不堪的家务之类)，再则跟近年来心情不舒畅也不无关系。……正如老兄所说，我手里拿着的是一只有裂璺的杯子，必须小心使用，否则随时都会爆破也。

　　以后缠绵病榻遂成常态，几乎在每一年的信里都可窥见端倪，一九八一年致萧兵先生：

　　弟前不久在上海修订大百科稿，曾因心脏病作怪而昏厥一次，近又复发肝炎。窃叹年甫不惑，而竟贫病交迫，诚如老杜诗所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也。

　　一九八二年致陈增杰先生：

　　弟近来境遇殊不佳：十一月在上海修订大百科稿，曾因过劳而昏厥一次，回杭不久又复发了肝炎，正值卧床养病期间，小孩又因游戏不慎而摔断了大腿骨，马上送医院疗救，我则由养病而改为日夜值班矣。经济又拮据，到月底有时只好靠卖书以糊口。

　　一九八三年致张永言先生：

　　年来体弱多病，碌碌无为。拟撰写《训诂新论》小册子，辄因杂务及病魔之干扰而中辍。

　　一九八四年致张力伟先生：

　　弟近年来颇为病魔所苦。春节前后因心脏病而住院月馀，科学院邀我参加全国语言学科规划小组会议，也因病未能赴会，殊为可惜。(此规划小组共七人组成：李荣、朱德熙、周祖谟、俞敏、胡裕树、熊正晖，再加上我。增加我的意思，盖为了年轻化，殊不知我这个年轻人比前辈先生们还要衰老!)近时又因赶写《训诂学》一书，用功稍过，再次发作心脏病(主要症状为室性早搏、供血不足)，虽无大碍，但足以暂时剥夺读书写作的自由，良可叹也。

　　一九八五年致王依民先生：

　　我于今年六月份赴长沙开会，在那边发了胆囊炎，住院半个月，始稍平复。回杭后再一次发作，因胆汁外溢，造成腹部组织坏死、化脓，病势凶险，立即住院动了手术。术后高烧不退达月馀，继之以低烧，元气大伤，险些呜呼哀哉。现病势虽略有好转，但虚弱得很，扶着拐杖勉强能散步而已。看来今后须长期将养，方能慢慢恢复。然则学问知道，殆将付诸东流也。

　　一九八六年致陈增杰先生：

　　弟八五年内有半年光阴在医院中度过。先是住院动胆囊手术，迄五阅月而出院，旋又因心脏病而再度入院。“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读屈子文，不禁慨焉兴叹!

　　也是在这一年，在贻师晋升为教授，并与蒋礼鸿、沈文倬、徐朔方先生一起被教育部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在那之前，杭州大学中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仅姜亮夫先生一人，而全国的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亦屈指可数。但这个让他骄傲的头衔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一九八七年致张永言先生：

　　得三月六日函的第二天，我即出差去北京。此行任务系主持北师大博士生石定果君的论文答辩，飞机来回，历时四天。我于八五年夏在长沙生病住院后，即发誓再也不出差，故接到北师大命以主持答辩会的电报后，即覆电辞谢之。不料对方再来一电，谓“务请再酌，拨冗来京”云云，不得已，只好应命。盖博士生论文答辩，必须由博士生导师主持，而在京的导师如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等，一则年事已高，再则其地位亦迥非寻常，万不得已不敢惊动;而外地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已届耄耋之年，行动殊不便，先生的身体状况欠佳，轻易不出门，他们也是知道的，于是这个差事只有落到后生小子的肩上了。但博士生不只石君一人，以后如何应付，大是难事。

　　“以后如何应付，大是难事。”他是如此忧心忡忡。其实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出远门，“以后”再也无需“应付”——因为已经没有以后了。

　　一九八八年秋，在贻师以腹部不适去浙江医院体检，医生当即疑为肝癌。第二天换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再查，误诊期望彻底破灭——确定已是晚期。

　　师母跟我们商定骗他是血管瘤。但是没过几天，深夜腹部剧痛，他被紧急送进医院施行手术。浙江医院的“疑肝CA”是直接写在他拿去的病历上的——以在贻师的敏感，加上多年跟医院打交道的经验，在手术后我们都知道，他早已明白了，只是谁都不愿也不忍捅破这层窗户纸。

　　他当然不甘心在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时刻就离开世界。他的生活条件才刚略有好转，两个还在中小学就读的儿子都未成人，他的事业正在不断上升。十个月前的二月廿六日，在为《文史知识》写的特约稿《回顾我的读书生活》的结尾，他还谦称：“我还年轻，读书甚少，人生的修养尤其不足，本没有资格在这里放言高论。”他跟两位高足张涌泉、黄征制订了合作《敦煌学三书》的庞大计划，其中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已临收尾。半年前的五月廿一日致赵逵夫先生信，他踌躇满志地宣告该书“将于年底蕆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但没有等到其书“蕆工”的“年底”，他已立下了这样沉痛的遗嘱：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有件事拜托你们：

　　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在贻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贻师的话越来越少——既是没有精神，也是因为忧郁。不止一次，他默然甚至是木然地躺着，失神的眼睛不看身边的我们，只看着天花板，突然就出声抽泣起来，让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张皇失措。

　　大家轮流陪护，企盼出现奇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跨入一九八九年，在贻师全身浮肿，医院签发病危通知，明确说就这几天了。

　　一月十一日是在贻师的五十大寿。

　　我们聚在病房门口。同门中学问最拔萃、处事最干练的张涌泉显然被痛苦压垮了，口不择言地冒出个馊主意：我们给郭老师提前做个寿吧!

　　我白了他一眼：你是要告诉他熬不到生日那天了吗?

　　当然没有给他提前做寿。而他也真的没有熬到生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日——离五十岁生日还差一天，在贻师抛下我们，去了天国。

　　时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的许嘉璐先生为在贻师之墓撰写了碑文：

　　郭君在贻(1939—1989)，山东邹平县碑楼村人。世世为农，家风敦朴，有称于里。在贻少时讷言敏行，沉静好学。一九五七年以优等考入杭州大学，复以卓异留校，师从名家姜亮夫、蒋礼鸿，专攻语言文字之学。在贻以为既得其时、其地，复得其师，故益自刻苦，博览不辍。未几，举国板荡，而在贻超然物外，遁迹坟典，虽河清之日未卜，自信学终当有用于民无疑也。年甫四十，适逢盛世，自谓此正有为之时，遂尽吐所蓄，训诂之作汩汩然来，校勘、考释、评说，无所不为，尤精于《楚辞》、俗文学语词之诠解，卓然成一家言，杰出当世。在贻素羸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不意后竟卒于癌症，盖积劳所致焉。呜呼!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凶问所至，士林潸然，殁时少一日即五十岁也。所遗二子俱未成人，卅载清贫，葬事竟赖友人以成，可不痛哉!在贻鲠介，笃于师友之道，亦得友朋之报矣。其撰述甚夥，尤著者《训诂学》、《训诂丛稿》云。

　　在贻师的论著，自已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术宝库的组成部分，足以传诸后世;而他留下的书信，或也可以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人的生存境况史料，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