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信中在在可见在贻师对高水平学者的崇敬，对高境界学问的向往;也在在可见在贻师对学术不振的慨叹，对学风败坏的忧忿。“评法批儒”运动期间参与章太炎著作选注，他给大哥写信，表达了对祖师的无限崇敬：
今寄上《章太炎著作选》一本，不是我们的注释稿，而是供注释用的白文。有空读几篇，可以窥见这位伟大学者的学问是何等的精博。
一九八八年给门人王云路写信，表达了对通人的五体投地：
暑假中，我没有做什么正经学问，只是兴之所至，读了十几本杂书。最近则在读钱锺书的《谈艺录》，读了这部书，你才会领略到天下学问之大，惊叹于天才的头脑实为电子计算机所不能及。另外，这部书中还有着数不尽的四字格成词，足以供吾侪作文之助。这一点我已告诉了一新，要他备一个笔记本，把好的词都记下来。只有脑子里装满了丰富的词汇，才能做到写文章时意到词达，左右逢源。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什么读书多了就能下笔有神呢?我想这跟掌握了丰富的词汇大有关系。
在本无意于公开的信中，他对前辈学人的评骘比在著作中更随意也更直接，例如一九七七年致萧兵先生信，纵论《楚辞》研究名家的高下：
近人的楚辞研究，我最佩服的是闻一多先生，他目光敏锐，卓具识断。姜亮夫师、刘永济教授等是正统考据派，他们读书比闻氏多，也比闻氏扎实，但缺乏闻氏那种科学素养和横溢的才华。朱季海先生的《楚辞解诂》一书，可谓异峰突起，博大而精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书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至于郭老沫若，……说老实话，我看他对于训诂考据之学全然是外行，即使从义理方面来看，他关于屈原的一些论述，也常常是感情用事，缺乏严密的科学性的。
一九八年致徐仁甫先生信，对已有的《论衡》整理本深表不满：
刘盼遂《论衡集解》久负盛名，然实粗疏已极，晚在写《论衡札记》一文时即已发现。刘先生是亮夫师之同窗，亦博学多闻之耆宿，而著书毫无断制，此真不可解也。黄晖《论衡校释》蒐集资料颇夥，洋洋大观，然亦无大建树。自郐以下，更无论矣。
一九八五年致何九盈先生信，对训诂中普遍存在的“好奇求胜”之风不以为然：
比年以来，训诂文章日见其夥，然而实事求是、平允笃实者，殊不多觏。作者大抵先存一好奇求胜之心，必欲“发明”一新说而后快，而又闻见尟寡，蔽于一曲，宜乎其说之难通也。此种弊病，虽老师宿儒亦不能免(如陆宗达先生之说“野人与之块”)。
从他对学人及其著作的褒贬，我们可以知道他所钦羡的境界，也可以知道他所不屑的做派。他对蹈空不实、大言欺世的学风深恶痛绝。一九八一年致罗宗强先生：
解放后学者们高谈理论，弃训诂考据之学如敝屣，以致对古人古事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其荒谬绝伦，真可为浩叹也。
一九八八年致张永言先生：
近时学风，诚为诡奇。年轻人竞夸新方法而鄙弃旧学问，致数祖忘典而不以为病。近读一甚出风头之青年学者所撰书与文章，中多特异之说，如云汉儒杨倞、清儒王应麟之类，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辈孤陋寡闻，真当瞠乎其后了。(上述二例，请看《诸神的起源》一书及近两期《语文导报》上论清代语言学的文章。)
这是他对同一位名噪一时的学者的著作与文章的批评。而这样的所谓学者，越来越风光无限;这样的所谓著作，越来越大行其世，在贻师的不满与忧虑，终于转化为愤怒与绝望。一九八八年致赵逵夫先生：
环顾宇内，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者，虑不数人……而抄撮稗贩、招摇撞骗之徒，则遍地皆是矣。且其人均能混得个教授、研究员之桂冠，从而益张其撞骗之术。古谚有云：“烂羊头，关内侯;烂羊尾，骑都尉。”可为此辈之写照也。
一九八六年致杨一檠先生：
盖弟年来二竖为患，贱恙时作，碌碌无为，乏善可陈。学问之道，殆将付诸东流，言之痛心，然亦无如之何也。唯于顾亭林先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似未尝一日忘怀。环顾当今之知识界，其病正在“无耻”：崇洋媚外者有之，是今非古者有之，钞撮稗贩者有之，干进务入者有之，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大札所指陈之种种痼弊，深中肯綮，弟循环雒诵，为之击节兴叹!
他是如此敬业，如此多病，如此穷困(可由他致大哥的信中窥见一斑：一九八年九月：“我的《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一文，已被编入《古典文学论丛》一书，放在开卷第一篇，据编辑来信讲，将给予最高报酬每千字十元，此文二万字，可得二百元稿费，明年回家的路费有指望了。”一九八一年四月：“目前我的经济状况殊为拮据，已欠下一百元债，如果不能在近期内收到一笔稿费，暑假回山东将大成问题。”)，如此痛苦，这一切都在吞噬他的健康，吞噬他的生命。
跟他一样正派耿介、一样疾恶如仇的裘锡圭先生明悉在贻师的情绪对他身体的戕害，对他一再劝导。一九八年六月来信：
知道兄的身体仍不大好，甚以为念。高血压、心脏病，不但不能过分劳动，而且应该尽量避免
动感情生气。目前学校、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些怪现象，的确叫人看着生气，兄信中所言弟皆有同感。但对于兄的身体来说，从现在起必须锻炼一种视而不见的功夫。这倒不是反对兄写批评别人学术上的错误的文章，而是希望兄对周围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尽可能淡然处之，别把它们搁在心头，影响情绪。也许我这话是无的放矢，那就更好。对疾病还是要积极作斗争，在可能范围内安排好工作与休息，有些事本来准备一个月做完的，不妨延长为两个月、三个月。至于生活等方面的条件，我想总会逐渐好起来的。凡事务必乐观一些。
一九八八年五月来信：
职称评定情况，弟之所见自与兄同。然兄竟对此事如此认真，为之苦恼，则未免太“迂”。学术界为社会一部分，岂能独行其是。环顾周围，不应发财之人早已大发其财，不应升迁之人早已居于高位，则不应当教授之人为什么就不能当教授呢?居今之世，凡事不可认真，一认真就要出问题，小则生气，大则倒霉。好在还有容得我们认真的一小块园地在，就是学问。我们搞的学问对人对己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用处，不过搞搞这些虽然无用但也无害的东西，总比去干昧着良心发财的勾当好一些吧!我辈百无一用的书生也只能以此自慰了。
“职称评定”自非在贻师自己的职称，但他却因眼见不公平而怒不可遏，以致让骨折还未痊愈的裘先生抱病奋笔回信，劝慰在贻师要尽其可能求得心灵的宁静——尽管裘先生本人也从来没有修炼到这样宁静的境界。
不幸收到裘先生回信时的在贻师，无论听得进还是听不进，已为恶疾纠缠而不得脱身了——此刻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剩下了半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