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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丨书信中的郭在贻师(2)

时间:2019-11-29 16:29     来源:文汇报     作者:傅杰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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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贻师一生埋头学问,生活困顿。一己独处,他最大的快乐是在家读书写作,出门观赏自然风景;与人交往,他最大的快乐是跟朋友及学生聊天,再就是跟各式人等通信。

  

  在贻师的通信对象广泛,前辈有吕叔湘、朱德熙、杨伯峻、朱季海、徐仁甫、徐复、汤炳正、王元化等先生;晚辈除门生外,有江蓝生、董志翘、詹鄞鑫、刘晓东等先生;年相若者最夥,有裘锡圭、张永言、刘坚、许嘉璐、何九盈、蒋绍愚、项楚、王宁、罗宗强、郁贤皓、王瑛、游汝杰等先生。最主要的内容自然是学术讨论,无论长者还是后学,在贻师与各位先生往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都能直言无隐,取长补短。如一九八八年致朱德熙先生:

  顷收到《中国语文》本年度第三期,得拜读大著《说屯(纯)、镇、衠》一文,立义甚坚,援据详确,循阅数过,叹为训诂学之杰作。其中论及镇与屯、纯之关系,并辟段茂堂谓镇来源于《诗经》填字之旧说,甄析入微,令人心折。先生又谓“屯、纯、肫和全、牷两套字不但意义相通,语音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此言甚韪。除先生所举例证外,还可补充一例:《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字旧注或谓与荪同(见洪氏《补注》)。《九歌·湘君》“荪桡兮兰旌”,《湘夫人》“荪壁兮紫坛”,《少司命》“荪独宜兮为民正”,洪氏《考异》并云:“荪,一作荃。”今《文选》此数字亦正作荃。又《庄子》“得鱼忘筌”,崔譔云:“筌音孙。”凡此数例,均证明全有孙音,而孙与纯古韵同部(并隶文部),由此又可证明全与纯确有语音上的密切关系。今人注《楚辞》,或谓“荃无孙音,从全之字亦无近孙音者”,此盖未之深考耳。因读先生大著,而悟荃、荪声义同源,特为缕如上,未知先生心许否?

  朱先生很快回信:

  大札于拙文赞誉过当,甚感惭愧。叔湘先生的评语是:论证可信,缺少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材料,微嫌美中不足。美则未必,不足倒是确实的。可惜目前无暇读书,不可能加以补充。此类文章写起来颇费力,但不合当前潮流。在不少青年人看来,毫无新鲜的理论,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承见告楚辞荃荪二字相通,足以补证拙文之说,十分感谢。

  一九八年,王元化先生读了在贻师的《楚辞解诂》及《漫谈古书的注释》,赞赏“所论今人注释古书的五弊,切中肯綮,足见功力。我觉得这正是今天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存在的一大缺陷。你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想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越来越显出重大意义”,同时寄赠了自己的名著《文心雕龙创作论》,请在贻师“批评指正,尤其是在文字训诂方面,盼望能抽出一点时间,直率地揭示缺点和措辞,使我于再版本时得以修订”。不到一个月,王先生又来信:

  你指出拙著的一些问题,立论精审,令人折服。我对训诂未下过功夫,文中有些属于常识性错误。读了来信,使我深觉今后作文不得不慎,匆忙急就,难免贻误读者。我愿你成为我的畏友,确出于衷曲之言。……拙著亦有人为文或褒或贬,均未能如你之所论切中肯綮深合吾心也。

  而前辈对在贻师的论著也有一说一,不稍假借。如一九七八年朱季海先生来信:

  楚辞“拂面”条极是。“弗味”条亦见。“九约”说可通,“九关”、“九约”迳从九天九地为说,即不烦改字,否则援《释三九》例亦胜某读也。“志读”、“到击”条意谓未安,可更思之。

  同辈之间则更少虚文客套。如一九七九年裘锡圭先生复在贻师的第一封信,既肯定在贻师对自己的批评:“拙作《论衡札记》读搏为傅实为蛇足,诚如先生所说。其他错误与不妥之处,希望继续加以指正。”来而不往非礼也,其下对在贻师反戈一击:

  《楚辞解诂》已拜读。识见高超,举证确凿,读后极受启发。唯读至为周似有可疑。周、至虽然“声”同义通,但韵不相近,恐怕不能通假。輖、轾二字充其量只能说是同源的亲属词,用来证明周、至通用似不够有力。

  这是两位心心相印的挚友的首次通信,所以裘先生还以“先生”相称,但在末尾提议:“如续蒙赐函,务请不要太过客气。如能改成同志,我是准备积极响应的。”在那之后就都互称以“兄”了。

  除了裘先生,在贻师通信最多的学者还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刘坚先生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张永言先生,信中也多类似的讨论,可见他们之间相互服善、唯真理是求的学者风范。如一九七

  九年刘坚先生来信:

  近年来为高血压症所苦,再加上忙于一些杂事,书也读得很少。那篇《语词杂说》实在是敷衍塞责之作,承您写文指出纰误阙漏,我的感谢是不消说的!比如“包弹”一词,您引用唐人实例来说明问题,就比我在“驳弹、包弹”上做文章有说服力得多。“治”字也是如此。……大作引用的《朝野佥载》,则是唐人作品无疑,《朝野佥载》的用例最能雄辩地证明“包弹”一词与包拯无涉;我读到这条材料,一方面感到非常兴奋而欢喜,一方面更感到自己的荒疏!

  “信”字的书信义起于何时,是汉语的词汇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王力先生以为始于中唐,张永言先生认为始于六朝。在贻师一九七九年在《中国语文》第二期发表《古汉语词义札记》,以为张先生对引例有“误解”;一九八四年又在《中国语文》第四期发表《信的书信义究竟起于何时?》,两文共举十例,以证晋南北朝的“信”有书信之义。张先生在一九八五年《语文研究》第二期发表《关于两晋南北朝的“书”和“信”》,逐条加以辩驳,并将文稿抄示在贻师,在贻师即复信:“大著说信字义,精确之至。前草《信的书信义究竟起于何时?》一文时,自以为读书细心,搜求亦勤,及读大文,乃知鄙说实为草率,而先生之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实令人叹佩不已。甚矣,治学之难也。”

  对书稿的讨论就更具体,如一九八七年把《训诂学》寄赠王宁先生,附函“请您读后不客气地提出意见,这要比瞎恭维一通有益得多”;而对王著《文言字词知识》,则同样“不客气地提出意见”:

  第三三页引《屈原列传》:“故死而不容自疏。”按:陆先生《训诂简论》引黄侃说,谓这句话应断作“故死而不容,自疏……”,自疏属下读,并谓原来的标点法“极为谬误”。这个说法是否可以考虑?且尊文谓“容当许可讲”,然则“不容自疏”为“不许可自疏”,亦殊费解,故不若黄侃说为佳。

  第四二页十二行:“清代皇侃疏”,按:应为南朝梁代皇侃疏。

  第四四页“人与民……到了封建社会中期逐渐具备了同义的条件”。不知这话有何根据?且“封建社会中期”的提法亦太笼统。

  八六页《五臣注文选》,宋吕延济等注。应为唐吕延济等注。五臣乃唐时人,稍后于李善。

  读游汝杰先生寄赠的跟周振鹤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面欢喜赞叹,“有如山阴道上行,美景不暇目接。颇觉尊著从理论框架到具体例证,均能自出手眼,迥乎不同凡响。而所楬櫫之历史地理分析法,尤为具有独到性之伟大发现。书中所涉及知识面之浩博宏肆亦足为吾人所倾倒。要之,尊著为当代第一流学术著作,殆可断言”;一面对细枝末节字斟句酌,在致游先生的信里“鸡蛋里挑骨头”:

  十二页:吴文英《吴下方言考》

  按:应为胡文英。吴文英乃宋人,大词家,以其名大,故作者每每误胡文英为吴文英,如吴小如《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亦写为吴文英。

  八十三页:兮的古音据闻一多的考证也是啊。

  按:兮古读阿(啊),始于孔广森,见其《诗声类》卷七《阴声一附》,闻氏不过沿用孔说罢了。

  一二九页:也见于《楚辞·九章·橘颂》:故荼荠不同亩兮。

  按:这句话不见于《橘颂》,而见于《悲回风》。盖因《楚辞》篇题均在正文之后,故上一篇的题目易误为下一篇的题目。《九章·橘颂》后接以《悲回风》,遂以《悲回风》语为《橘颂》语了。此类疏失常见于《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即因古人将篇题置于文后,与今人置于正文前不同之故。

  一五七页:见于明代《读史方舆纪要》

  按:《读史方舆纪要》应为清代的著作。虽然作者顾祖禹是明末清初人,但这部书作于清代,当时人把它与李清的《南北史合注》、马骕的《绎史》合称为清初三大奇书。一般的目录工具书中也均著录为清人所著。

  二四页:醋和错音近,所以北京、济南、沈阳的饭馆里都忌说醋字。

  按:此说可商。现今北方某些地方忌说醋字是事实,但却不是因为醋与错音近,而是因为醋有酸义,北方形容因男女关系而生的嫉妒之情叫做吃醋,因此忌讳“吃醋”二字,而改说为“吃忌讳”。

  同页:“箸”改为“筷子”,这种演变是由于忌讳箸和滞音近而造成的。

  按:似乎是由于忌讳箸和住音近而造成的。住者,停留也,船家最为忌讳,遂改称箸为筷子。

  二二四页: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嘉话录》

  按:确切地说,似应为唐代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因为《嘉话录》并非刘禹锡所撰。

  孔子提出益友的标准乃是直谅多闻,在贻师与他的前辈、同辈及后辈的通信,不啻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当代益友圈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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