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贻师一生埋头学问,生活困顿。一己独处,他最大的快乐是在家读书写作,出门观赏自然风景;与人交往,他最大的快乐是跟朋友及学生聊天,再就是跟各式人等通信。他留下的书信,或也可以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人的生存境况史料,值得我们珍视。
八十年代古汉语学界常将在贻师与裘先生并称,或曰文字裘锡圭、训诂郭在贻;或曰北有裘锡圭,南有郭在贻(在贻师则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他比不了裘先生,一是裘先生身体好;二是裘先生基础比他全面;三是裘先生更专注——他曾在信中感慨众多的学术著作,票房不抵刘晓庆一纸自传,裘先生回信自称读书太少,求教刘晓庆“出于何典”,对最当红的影星完全一无所闻,让在贻师自叹弗如)。
一
在贻师一生埋头学问,生活困顿。一己独处,他最大的快乐是在家读书写作,出门观赏自然风景;与人交往,他最大的快乐是跟朋友及学生聊天,再就是跟各式人等通信。一九八六年九月,他致罗宗强先生:
近来学术界颇主张古典文学要作宏观研究,不知兄有何宏观计划?若弟者,一则体弱多病,再则家中多有不遂心事,弄得心力交瘁,不惟学问上再无什么雄心壮志,而且对于人生,亦渐觉毫无趣味,正如《红楼梦》上说的:“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唯有朋友们的书札,尚能给我以生存下去的勇气。
把“朋友们的书札”当成“生存下去的勇气”的来源,虽然不无夸张,至少也可见出他跟朋友们的通信占了他生命中不小的份额。在他辞世十馀年后,中华书局出版《郭在贻文集》,第四卷中的《函札存稿》辑入了他写给七十人的信二百四十八通,《友朋函札选录》辑入了他保存的五十二人的来信一百九十二通,从中我们或可更全面、更生动地认识在贻师的学术,在贻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