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风水借用了古人对风和水的朴素认识，又掺杂了天文、地理、伦理、建筑等方面的知识，裹上神秘的外衣;再加上风水先生的三寸不烂之舌，花言巧语，把风水描绘得神乎其神，让人们陶醉在幻想之中，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它一经出现，便流行很广，出现了许多风水书和无数的风水先生。汉代是一个鬼神迷信和厚葬风气盛行的时代，风水书尤多，如《堪舆金匮》、《葬经》、《青囊经》等。晋代人郭璞的《葬书》是目前尚存的时间最早的风水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被历代风水先生当作看家法宝。相传郭璞早年跟随一个姓郭的风水先生学习相地术，并得到一本《青囊经》。郭璞读后，茅塞顿开，成了一个“半人半仙”的风水先生。后来，郭璞的徒弟赵载将《青囊经》偷走，但尚未来得及阅读，就被火烧掉了。郭璞凭记忆，再加进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了《葬书》。

　　唐代，《葬书》流传很广，一般读书人对风水大都略知一二，并出现了张说、浮屠泓师、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廷翰、曾文遄等许多风水大师，其中尤以杨筠松名气最大。据说，唐文宗李昂曾把《葬书》收藏宫中，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国师杨筠松把《葬书》从宫中偷出来，带到原籍江西传播，弟子盈门。

　　宋代，风水进一步流行发展，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无不迷信风水。风水大师也特别多，像赖文俊、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王伋、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厉伯韶等人都名噪一时。讲风水的书也特别多，不仅私人著书讲风水，官书也有谈风水的。如北宋仁宗时，官修《地形新书》就有“地形吉凶条”，大谈墓地吉凶。在众多的风水书中，尤以《大汉原陵秘葬经》说得最为详细。

　　明清时期，风水流行的势头相对减弱。有的封建皇帝还公开批评风水，告诫人们不要上当受骗。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告诫人们在办理丧事时，“毋惑于阳阴风水拘忌，停柩不葬”。清高宗弘历也不信风水，他在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的敕谕中指出：“堪域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告诫子孙切不要受他们的迷惑。但也有不少帝王迷信风水，如清代雍正皇帝，为寻求风水宝地，不惜破坏祖制，将寿陵由遵化迁到易县，受到世人的非议。在民间，风水仍比较流行，为寻求风水宝地而停柩不葬的现象时有存在，但不如宋代严重。

　　风水是一种迷信，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因此，对社会的危害很大。由于风水宝地的条件很多，选择不易，特别是风水先生为多收钱财，贪图吃喝，往往故弄玄虚，拖延时间，甚至一年半载也找不到一块风水宝地。而丧家迷信风水，往往长期停柩不葬。这种现象，宋代最为严重。正如宋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风水使人拘忌而畏惧，对于丧葬，为害尤甚。士庶之家，为求葬地，“至有累世不葬者”。清代，杭州西湖停柩之多，使游人不禁惊呼：“西湖色色可人，惜厝(停放)棺山阳最可憎。”更严重的是，有的丧家因为长时间找不到风水宝地，宁可把父母的棺柩丢弃，也不愿埋葬在不是所谓风水宝地的地方。

　　风水先生为了赚钱，还常常在已葬多年的祖坟上打主意，如果谁家有了灾难，或者贫穷无人做官，他们便说你家祖坟的风水不好，只有重新选择风水宝地，才能变凶为吉，升官发财。不少人因此受到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