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我国的丧葬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北方到南方，火葬普遍流行起来。其原因有二：一是佛教的影响，二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虽然较早，但火葬流传艰难曲折，多次被封建统治者冷落，甚至被禁止。魏晋隋唐时期，佛教虽然有时较为流行，但其影响尚未完全深入到我国传统的礼乐制度中。五代后期，周世宗柴荣嫌寺院浮华奢侈，甚至下令废除寺院，禁止人们出家为僧，并将大量铜佛、铜磬熔化铸钱，使佛教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到北宋时，佛教得以转机，开始活跃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崇信佛教，提倡修复寺庙，铸造佛像，并派遣100多人去印度求法，印刷《大藏经》。宋太宗赵光义特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并大量修建寺庙，当时出家为僧者达17万多人。真宗赵恒时，全国僧尼达46万人。而且，宋代佛教的盛行，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同，它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儒家丧礼也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对佛家所提倡的火葬，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不孝、是奇耻大辱，而逐渐习以为常。

　　除佛教提倡火葬外，道教也提倡火葬。元祐初年，建州浦城人周史卿去京城赶考，途中遇见一道士劝他说赶考求功名，不如回家修道成仙，周史卿便半路返回，与妻子一同进山炼丹修道20年。周史卿死后，他的一位朋友劝周的妻子说：学道之人把形体看作粪土，既然已死，还有什么吝惜的呢!周妻便将尸体火化。佛道两教在宋代享有同等特权，对民间信仰占有支配地位。而两教都把人的形体看作粪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火葬的流行扫除了心理上的障碍。

　　第二个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关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它不仅决定人们生前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对人死后的处置。土地兼并现象在唐代后期就已相当严重。五代十国时，军阀豪强更大肆掠夺土地，使无地农民大大增加。宋代，土地进一步集中，佃户队伍进一步扩大。赵匡胤取得政权后，对众多的功臣、亲族、官僚等，都赐给大量土地。而皇室、贵族、官僚又不断把土地赠给寺院、道观，使僧道的土地占有量与日俱增。南宋时，土地兼并比北宋更为严重，统治者把因战争而离开家园之农民的土地没收，作为“官田”，同时，又把这些所谓“官田”的一部分，作为“赐田”分赏给皇亲国戚、文臣武将，有时还把官田廉价卖给豪强地主，从而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官僚、地主、僧道手中，广大农民不断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北宋时，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沦为佃户;南宋时，佃户几乎占全国总户数的2/3。这些无立锥之地的广大佃户，死后无地埋葬，便往往将尸体焚烧。即使有少量土地，为糊口也往往“惜地不葬其亲”，不舍得用来作坟地。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火葬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葬制，便很快盛行起来。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期，河东(泛指今山西)、汴京(今河南开封)和湖北等地，是火葬最为流行的地区。文献中说：河东地少人多，遇有丧事，即使是父母至亲，也都实行焚尸，取骨灰寄在寺庙中，天长日久，丢弃了事，“习以为俗”。又说：从五代以来，都城汴京“遵用夷法，率多火葬”;“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但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除上述地区外，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许多地区，都曾流行火葬。近几十年来，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北宋时期的火葬墓，尤其四川的绵竹、成都等地更多。1952年在绵竹县泥金寺旁的稻田里，发现了大量骨灰罐和志砖，上面都有编号。如有一块志砖上刻着：“浴室院，熙宁八年五月内寄骸骨，不知姓名，崇宁三年十二月七日葬，甲字第三十八号。”这是焚尸以后，把骨灰罐寄存在寺院里，可能因为寄存的骨灰罐逐年增多，寺院存放不下，由寺院埋葬的。从骨灰罐有编号来看，当时寄存在寺院中的骨灰罐是很多的。此时，北方的辽国盛行火葬，北京、辽宁等地发现了更多的火葬墓。

　　南宋时期，不仅金人统治的北方实行火葬，南宋统治的地区也普遍流行火葬，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更为流行。而且，实行火葬的，并不完全是因为家境贫穷，无地埋葬，就是富有人家，也多实行火葬。这从考古发掘中看得很清楚。许多火葬墓修建得非常讲究，不仅装骨灰的石棺、陶棺雕刻精细，而且还有比较多的陪丧物品。1959年在福建闽清发掘的一座火葬墓，用陶棺装骨灰，陪葬物品有铜像1尊、石俑1件、带盖青瓷缸3件。1973年在福建南安发掘的一座火葬墓，从墓志铭得知，死者是皇叔祖、少师、和义郡王赵士珸妻蔡氏。蔡氏曾因儿子身居高官被封为恭人。如此身份的人使用火葬，当然不是因为无地埋葬，而是风俗所致。

　　元朝取代南宋后，火葬流行更广。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所到之处，如西北的敦煌、宁夏，四川的宁远，河北的正定，河南的商丘，山东的兖州，江苏的宿迁、淮安，浙江的杭州等地，都亲眼看到了火葬的场面。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苏州、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火葬就更为盛行。

　　火葬的流行，自然对儒家“入土为安”的传统丧礼是一个严重挑战，以致引起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恐慌和不安。他们纷纷指责火葬是“夷法”、“违反孝道”、“伤风败俗”。例如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就曾说，古人之法，只有犯重大罪行的人才焚尸，而今竟以焚尸为礼，虽孝子贤孙也如此认为，“岂不哀哉?”甚至连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认为火葬是“大逆不道”，哀叹“先王之道难行也”!更有一些文臣儒生，到处呼号，请求朝廷发布命令，禁止火葬。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便三令五申，予以禁止。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为此颁布诏令，大意是：人死后，用棺椁埋葬，筑坟植树，是为了厚人伦，行孝道。人们学习夷法，多行火葬，有违古礼，应予禁止。规定除僧人、蕃人可依旧俗实行火葬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用火葬，如有违犯，严加治罪。宋律规定：一般焚尸者，处以三年徒刑;子孙对父母、祖父母，奴婢对主人实行焚尸者，处以绞刑。元朝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学习儒家礼仪，也禁止焚尸。规定除从军应役之人和远方客旅，以及色目人可依本俗允许火葬外，其他人不许火葬。

　　但是，宋元时期，朝廷禁止火葬的谕令简直如同一张废纸，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对禁止火葬持不同意见。如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户部侍郎蔡薿曾上疏说：江浙等地的风俗，治丧破费很大，必须有多年的积蓄，才能办理丧事。广大贫苦人家，治丧唯求俭约，所以，都认为火葬方便。火葬已成风俗，势难一下子革除。他建议，除富豪士族等有钱人不许火葬外，贫苦百姓和客居远方的人，若有死亡，宜听其自便。宋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直到元朝灭亡，火葬在全国各地一直普遍流行。

　　但到明代，情况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崇尚儒学，而且执法严厉，令出必行。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令禁止火葬。说古代圣王治天下，有掩埋尸骨之令，施恩至于朽骨;而近世学习胡人之法，死后焚尸，把骨灰投入水中，如此伤风败俗，必须严加禁止。为了能有效地禁止火葬的流行，他还采取了相应措施，命令各地方官府，拨出空闲之地，设立义冢，供贫穷无地的人死后埋葬;出游远方死后无力归葬的，也不准火化，由官府酌量供给钱财，帮助归葬故里。他还把禁止火葬的诏令写进《大明律》，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违犯者严惩。各地官吏也不敢怠慢，纷纷拨地设立义冢。在这种情况下，宋元以来普遍流行的火葬骤然减少。因此，在考古发掘中，明代火葬墓见到的很少。

　　尽管明代禁止火葬的法令严厉，实行火葬的逐渐减少，但也并未完全禁绝。且不说边远地区有些少数民族依然遵照旧俗，实行火葬，就是内地，特别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苏杭地区，也仍然流行火葬。无论是贫苦农民，还是家累千金的富有之家，死后“委之烈炬以为常”。所以有人说：火葬屡禁不止，“盖其俗自古而然矣”。这就是说，江南很早以来就流行火葬，风俗难改。明弘治年间，苏州知府曹凤为禁止火葬，在苏州城六门之外各设义冢，每处占地百余亩。“而民狃(音niǔ，意为因袭)于故习，犹自若也”，依旧实行火葬。东北地区更是如此，1975年在辽宁鞍山发掘的明代东北地方高级军官崔源的墓葬，墓中除他本人的骨架外，还有他妻子的骨灰罐。这说明，崔源是朝廷的命官，后人不敢违抗朝廷的禁令，但对他的妻子则不遵守禁令，仍实行火葬。

　　清朝发迹于东北，而东北自古以来流行火葬。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后，实行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所有的人都被编入八旗之内，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为兵。正是这种征战生活的需要，清军入关前普遍实行火葬，而且丧事非常简单。通常在死后第2天就将尸体焚化，3天后便除服。不仅一般旗人死后用火葬，贵族也用火葬，就连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死后，也是将尸体火化，将骨灰装入罐中埋葬的。清军入关后，虽然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学习汉人的礼俗，但仍有许多人依照旧俗，死后火葬，其中包括顺治皇帝福临、摄政王多尔衮、亲王多铎等帝王贵族。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才正式发布诏令，禁止火葬。不过，他的诏令比明太祖朱元璋的诏令口气大为缓和。他说：本朝发迹关东，因打仗而迁徙无常，遇到父母之丧，丢弃不管于心不忍，所以使用火葬，将骨灰随身携带，以遂不忍分离之愿，这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天下太平，送死最为大事，怎能不因时而易，痛自猛醒呢?怎能固守旧俗呢?他规定：除远离家乡、客死在外的贫穷之人无力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灰归葬的以外，其他人一概不许用火葬。如有违犯，除当事人按律治罪外，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者也一并给以处分。

　　尽管统治者三番五次地发布禁令，但火葬作为一种古老、文明、简便的葬俗，仍然不能完全禁止。明清时期，在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火葬虽然比宋元时期大大减少，但仍然在悄悄地流行，和“入土为安”的传统葬俗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代表了中国葬俗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