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殉葬盛行于殷商，西周逐渐减少，春秋战国时出现了以俑代人的现象。汉唐以后，人殉为法律所禁止，包括帝王权贵在内，都不准用人殉葬。从汉到元的1000多年内，这种惨无人道的丧俗虽然未能彻底革除，特别是宫廷内还时有发生，但总的说来是很少见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明代初年，人殉之风竟死灰复燃，再度猖獗起来。朱元璋死后，竟有46名嫔妃、宫女被迫殉葬。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颇令人费解的。朱元璋主张丧事从俭，而且在营建寿陵时，毅然取消寝宫，废除留居侍从、宫人供奉死者灵魂饮食起居的制度。但为什么在他死后，竟有大批嫔妃、宫女殉葬呢?朱元璋的遗诏和有关文献，都不见有令嫔妃、宫女殉葬的记载，而且，这种做法也与他的思想作风相违背。所以，此事似乎同朱元璋本人无关，而是他的孙子建文帝所为。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加强统治，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实行专制独裁。在臣民的心目中，皇帝是真正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朱元璋在极力强化皇权的同时，又大封藩王，将他众多的儿子分封各地。每个王府的护卫甲兵，少的3000人，多的近2万人。朱元璋还规定，如朝廷出现奸臣，藩王要练兵待命，根据皇帝密诏，率兵讨伐。朱元璋这样做，主观愿望是防止朝臣专权，但他却不曾想到，诸王分土拥兵，势必对皇权构成威胁。在分封一开始，朝臣中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隐患。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面对众多权高势重的王叔们，心中早已胆怯三分。所以，在朱元璋死后，他便把借助祖父亡灵的庇护，看作是保护自己皇位的重要条件，企图通过塑造朱元璋真龙天子形象，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朱允炆自幼苦读经书，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很深，特别是孝道，更是刻意追求。他14岁时，侍候患病的父亲“昼夜不暂离”;两年后，父亲病逝，他“居丧毁脊”。他既然如此“性至孝”，做出越分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太祖死后用人殉葬，以后的皇帝便无所顾忌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等死后都用人殉葬。不仅皇帝死后以嫔妃殉葬，诸王也沿此例，景帝朱祁钰死前已被废为郕王，死后葬西山，仍用人殉葬，是因为“当时王府皆然”。据《明史·诸王传》所载：至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诏令禁止宫妃殉葬之前，诸王死后用人殉的有秦王樉、郢王栋等10多人。
人殉现象的再度流行，无疑是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嘲弄。但在封建专制主义严密统治之下，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内，竟无人干涉。直到天顺八年，英宗朱祁镇才诏令废止殉葬。他去世的前一天，召皇太子朱见深、太监牛玉等人到床前，嘱咐：“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吾止，世后勿复为。”英宗的这一遗诏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嫔妃不再被用作殉葬品，得以终享天年。
英宗之所以能一反祖制，作出废除宫妃殉葬的重大决定，就他个人来说，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受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的影响，以慈善为怀。英宗登基时，年龄才9岁。遵照他父亲宣宗皇帝的遗诏，凡重大事情都要先禀报祖母，得到允准而后行。张氏行为端庄，温厚贤明，在主持朝政时，实行了一系列德政措施，受到人民的欢迎。她时时教诲幼帝不要铺张，多行善政。英宗在她的谆谆教诲之下，逐渐养成了与人为善、惜苦怜弱的性格，对殉葬宫妃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之心。他刚即位，便追封为他父亲宣宗殉葬的10名宫女为妃。正统四年(1439年)周宪王朱有燉死，英宗赐书说：“周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企图阻止王妃夫人等殉葬。但遗憾的是，在赐书送到之前，王妃巩氏、夫人施氏等7名年轻女子，已先行殉死。这一悲惨之事，对英宗的震动极大。
二是他的坎坷经历。英宗的一生不同寻常。太皇太后张氏死后，宦官专政，他事事受司礼太监王振的摆布。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他被瓦剌军俘获，在塞外过了一年的俘虏生活。回到北京以后，被景帝软禁在南宫达7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武清侯石亨和太监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他虽得以复辟，但又受到石亨、曹吉祥的挟制。直到天顺五年(1461年)平定曹吉祥政变后，他才得到暂时的安定。这种坎坷的经历与遭遇，使他看到世情维艰，为人处世不可不适情达意。对于丧葬，他认为有生必有死，死是自然规律，就是圣人也不能例外。因此，治丧不可过分铺张奢侈，更不忍令活人从死殉葬。
英宗死后，废止宫妃殉葬的遗诏成为定制，从此，明朝宫廷再未发生过令宫妃殉葬的现象。至于明朝末年李自成进京时，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景山)，周皇后、袁贵妃奉旨自缢身亡，大批宫女投御河而死，是为了不落入敌人之手，与正常情况下的殉葬不同。外藩王府虽有人企图用人殉葬，但也不敢擅自而为。成化十年(1474年)，辽王朱豪墭(音shèng)奏称：他的嫡长子恩病故，继妃冯氏、妾曹氏都没有生子女，宜令殉葬，但宪宗朱见深不准。他批道：先帝临终前曾遗令，毋令嫔妃殉葬，可为万世法规。况且王府从前也未曾用人殉葬过。今辽王葬其儿子，欲令其妃妾殉葬，何其暴戾!他令礼部移文王府，不许殉葬，将其妃妾迁居别处，毋令失所。辽王只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