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但并非太平盛世，开国不久，就面临重重困难。内部民变、兵变此伏彼起，外部辽、金、西夏不断侵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宋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便操起了理学这一思想武器。

　　宋代理学又称道学或新儒学，是儒家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它虽然有许多派别，但核心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理学认为“三纲五常”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天理”，人人必须严格遵守，即使饿死也不能违反。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丧葬便明显地表现出儒家丧礼的复兴。宋代以先秦儒家丧礼为蓝本的丧葬礼书，纷纷问世，数量之多历代绝无仅有。有官修的，也有私修的。在私修礼书中，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家礼》影响最大。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光宗耀祖，即位后便兴师动众，以皇帝“大丧礼”改葬其父，将在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的陵墓迁往巩县，并亲自拟定陵墓规格。从汴京到巩县，途中要经过中牟、管城(今郑州)、荥阳、汜水、偃师(今河阳)等地，路途遥远。灵车、明器车和仪仗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而且所过府州县镇，当地官员皆须迎送。赵匡胤之所以将其父的陵墓由汴京迁到洛阳附近的巩县，是因为他准备迁都洛阳。后来迁都未成，皇陵却搬到了巩县。以后的每个皇帝及皇室成员死后，都远送到这里安葬，劳民伤财，莫过于此。至道三年(997年)，太宗赵光义死，灵柩由汴京运往巩县，仅仪仗队、抬陪葬物品和牵引灵车，就用了11193人。仁宗时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支付数十万两白银和大量丝绢，国家财政每年亏空白银1500多万两，而仁宗赵祯死时，仍发钱150万贯、绢250万匹、银50万两，用于治丧和赏赐。

　　与以往不同的是，宋代取消了生前营建寿陵的制度，陵墓必须在死后开始营建。根据儒家丧礼，皇帝死后7月而葬，陵墓必须在死后7个月之内建成。所以，每当皇帝死后，满朝文武官吏往往要倾巢出动，特设陵墓使、礼仪使、仪仗使、桥道使等，由宰相领衔，各负其责，所用工役达数万人。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赵祯死后，调各路兵卒4.6万多人赶造陵墓。

　　官吏之丧虽有品级之分，但基本上分为“诏葬”和“非诏葬”两类。诏葬即官葬，由国家出资办理，并遣礼官监理丧事。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当然大多数是皇亲大臣，也有少数品级不高但有特殊功绩者。因为是诏葬，所以治丧规格较高，礼仪隆重，开销自然巨大。

　　诏葬虽然体面风光，但由于国家财力拮据，难以承受这么大的负担，以致对不少高官显宦都不能兑现。而这些人的亲属又往往互相攀比，为等待诏葬而长期停柩不葬，有的甚至停10年以上。庆历年间，为等诏葬而停柩10年以上未葬者有400多人，使朝廷大伤脑筋。嘉祐七年(1062年)，仁宗皇帝特发诏谕，下令凡停柩5年以上者，必须择日而葬，不许继续停柩等待官葬。元祐年间，哲宗赵煦又诏令：停柩10年未葬者，即依律弹奏，限期埋葬。

　　非诏葬多为四品以下的官吏。他们虽非官葬，但皆有赙赠。赙赠数额，通常绢50～500匹、钱5万～50万贯不等。

　　宋王朝对官吏的丧事是很重视的，只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负担不起巨大的开支，才使许多应该享受官葬的人不能进行官葬。至于礼仪方面，还是相当周全的。凡大臣和有特殊功绩的官吏死亡，皇帝往往要亲自前往致奠1～2次;对三品以上的官吏，还有辍朝、追封册命、赐谥等礼仪。

　　辍朝。凡一品、二品官之丧，皇帝停止上朝两天，在便殿举哀成服;三品官之丧，停止上朝一天，不举哀挂服。

　　追封册命。凡贵臣死后，朝廷要追赠封爵名号，派策封使前往丧家宣读，仪式隆重。

　　赐谥。凡三品以上官吏死后，葬前要定赐号。先由死者家属将死者的生平事迹呈报朝廷请赐，由尚书省拟定，报皇帝批准赐给。但由于谥号要根据死者的生平事迹来拟定，因此，有的丧家自知死者居官无善政，顾虑定谥时会遭到贬斥，往往不予请赐。太平兴国年间，集贤院学士王皞曾为此奏言：谥号是行为的表现，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听到他的谥号，便可知道他的行为;赐谥的目的是彰善痛恶，激浊扬清，使其死后是非分明，以此劝诫官吏要居官清廉，多行善政，如果任其逃避，为恶者便不知悔改。他建议官吏死后，不必经过亲属请赐，直接由朝廷拟定赐给。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其实，亲属不主动请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按当时的惯例，请赐之家需要供给尚书省酒食，并要向撰拟官馈送礼品，表示酬谢。否则，所拟定的赐号便不会令人满意。为不增加死者家属的负担和防止撰拟官作弊，景祐年间，朝廷曾下令取消馈送礼品，酒食由官方供给。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取消了供给酒食和馈送礼品，所以，为已经死去多年的人请谥的越来越多。由于时间过了很久，死者的事迹多不清楚，子孙或门生故友又有意虚美隐恶，而官方往往不认真查证，便根据他们所提供的虚假材料拟定谥号，因而造成谥号名不符实，虚假之词严重。这不能不遭到人们的非议。为此，仁宗赵祯又诏令：凡应得谥号者，皆需葬前奏请;如果亲属不主动请谥，则由尚书、太常合议拟定;如有徇私而定谥名不符者，按选举不实之例治罪;凡葬后请谥者，一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