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咸熙二年(265年)，魏国的实权派人物司马炎取代曹魏称帝，国号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匈奴人灭西晋，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重建晋朝，都建康(今南京市)，史称东晋。

　　两晋基本上沿袭魏国丧制，实行薄葬。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祖，在魏国时已左右朝政，地位显赫。但他们作为魏国的大臣，仍遵守魏国的丧制，实行薄葬。西晋建立后，武帝司马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奉行先祖遗制，大力推行薄葬。晋泰始三年(267年)，礼部衙门奏请迁移其祖父司马懿墓附近居民，以扩大陵区，武帝不准。第二年皇太后死，为合葬，须打开其父司马昭的陵墓。武帝令太尉司马望前往致祭，进奉蜜玺。蜜玺是用蜡制作的，这比曹丕为其父曹操所进金玺更为节俭。晋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发布诏令，批评在墓前立碑、设石人石兽等是“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他下令严加禁止，擅自设置的，要一律毁掉。

　　西晋的几位皇帝，在其帝陵旁基本上没有搞建筑或其他设施，墓室也极简陋。例如，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的陵墓，经考古学家勘测，都是土洞墓，墓室很小。司马昭的陵墓，墓室长约4.5米、宽约3.7米，仅墓底铺砖;司马炎的陵墓，墓室长5.5米、宽3米。

　　由于皇帝带头薄葬，大小官吏都不敢奢侈，甚至以薄葬为荣。自作终制，遗言薄葬，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太保王祥遗言：气绝，只洗手足，不须沐浴，不须用布匹裹尸;殓衣用生前所穿的旧衣，不必重新制作;墓地选土质坚硬之处，不须用砖石砌垒，不堆坟丘。谏议大夫庾峻的“终制”说：朝死夕殡，葬勿择日。名士黄甫谧的“终制”文字很长，主要是告诫子孙：要朝死夕殡，夕死朝葬，不用棺椁，不制新衣。还说：他本来想裸葬(不穿衣服)，光身埋入土坑，但恐与人情不合，所以，他决定死后即殓，殓用时服，用席子裹尸，用麻绳捆扎，择不毛之地，挖十尺深坑，将尸体埋葬;生前所用器物，一概不准随葬，唯葬《孝经》一卷，以表示不忘孝道;葬时封土与地面持平，将挖墓坑时掘出的草，仍种在上面，以不误其生长。死后，其子均按所嘱办理。经济富裕、生活比较奢侈的人，也有不少死后薄葬的。如散骑常侍夏侯湛，出身豪门，平时生活奢侈，但临终前却遗嘱薄葬：“小棺薄殓，不修封树。”因此，人们评论说：“生不砥砺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更有一些社会贤达，对丧葬不予重视。“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乘车出行时，常令人带着铁锹跟随车后，嘱咐说：死在哪里，便挖坑埋掉。对死后的一切，全无顾及，极为洒脱。

　　东晋基本上沿袭西晋丧俗，仍以薄葬为主。明帝司马绍临终前遗诏：丧事“一遵先度，务从俭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成帝司马衍、孝武帝司马曜等，都是极力推行薄葬的人。晋咸康七年(341年)皇太后死，负责办理丧事的官员奏请在陵墓前建造“凶门”。司马衍说：建凶门“大为烦费”，诏令停止，并不许在墓中增加任何装饰。他说：“重埌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礼官又奏请挑选公卿子弟60人作挽郎，司马衍也不准。晋太元四年(379年)，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死，司马曜特诏令：丧事唯从俭速。穆帝司马聃在东晋皇帝中算是一个稍有厚葬意识的人，打算死后在墓中随葬“宝器”。但大臣江道援引宣帝司马懿关于不用明器的遗令，进谏反对。司马聃无奈，只好遵“先旨”而行，不用宝器。

　　东晋皇帝的陵墓，都在都城建康城外的富贵山一带，于山腰凿穴而成，大多不筑坟丘。10个皇帝陵中，起坟的只有一座，那就是司马聃的永平陵。坟丘周围四十步，高一丈六尺。这与汉代帝陵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