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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2)

时间:2019-11-30 15:29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     作者:张焕君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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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问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

  二、礼玄双修与情礼冲突

  居丧是否合于礼制,在魏晋时期往往成为是否符合孝道的重要标准,①也是乡里清议的重要参考。但是,由于居丧之制在丧期、衣服、饮食、住所等方面的严格规定,即使在平El对普通人来说也不易遵行。颠沛流离之世,士无恒心,异说纷呈之时,人喜求变。世上固多礼法之土、规矩之民能够居丧以礼,但对“无恒心”者、“喜求变”者的考察,却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居丧制度的变化,从而对与其相关的观念、思想上的变化有所理解。

  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其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极为深远。阮籍任情放达,居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虽遭何曾斥责,而“饮瞰不辍,神色自若”,裴楷前去吊唁,“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嵇康则自称“纵意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且因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所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④元康名士谢尚之叔丧,“葬后三日反哭”,王漾、刘悛酣宴于桓子野家,“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⑤放纵之状,如描如画。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行为,其兴起既非一时,其表现也不仅一端,风气既成,所在皆然。

  江南风俗最重丧礼,“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⑥但在葛洪的描述中却是面目全非:

  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帷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壤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

  太康平吴,西晋军事上的胜利不仅引起政权变革,其文化时尚、生活方式也为四方借鉴,奉为圭臬,所谓“京洛之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亡国之民追赶潮流、抛弃旧制的学习典范。科头裸袒,被视为放达,居丧违礼,更是返归自然,五石散流:行了,甚至连遭丧的哭声也要学中国之声!国家灭亡自然不幸,但文化的被征服似乎更显悲哀,难怪葛洪要如此叹息。

  但征服者也被征服。惠帝的无能,贾后的权欲,遂有八王之乱,生灵涂炭,继而夷狄纷进,刘石并起,终致中原倾覆,宗庙丘墟。士夫南逃,不免新亭之叹,锋镝余生,更有沉痛反思。干宝《晋纪总论》云: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又云:“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因崇老庄而黜六经,儒家主张的修身、礼制等信条也随之散落,不管是日常生活的“行身者”,还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当官者”,都鄙弃节信勤恪,以致国事大坏,不可救药,这样的认识在渡江之初并不少见。应詹在给元帝上疏时也提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所言与干宝正复相同。应詹并由此建议重修辟雍以明儒教,以恢复国家立国之本。此类说法,其共同之处是都强调复兴礼教,以矫正老庄之偏失,不务虚说;作为礼教复兴的具体手段常被谈到的,一是重建学校,以推行传统儒家经典教育,二是通过各种礼仪,尤其是丧礼的执行,来收拾人心。具体而言,就是在居丧时能否遵守各种严格规定,使哀情孝心得以宣泄,世道人心不致沉沦。其中,居丧之制作为孝道以及乡里清议依据的衡量标准,表现虽琐碎平常,但作用却是支撑性的,不可低估。也正因如此,举凡服丧违礼的行为才会被一一记录,视为大事,当事人或遭弹劾,或受清议,都可看出当时的舆论导向。

  唐长孺先生将东晋后的这种变化概括为学术上的“礼玄双修”,并指出当时著名玄学家往往深通礼制,而礼学专家也往往兼注三玄。尽管名士的放逸之风在不问世务的士大夫之间始终存在,但“以门阀为基础的士大夫利用礼制以巩固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以玄学证明其所享受的特权出于自然”的格局却已形成,名教与自然也因此得以合而为一。所谓名教与自然,两晋之际常常表现为礼与隋。余英时先生认为,自曹魏正始以后,对隋的价值与作用越来越重视,而且诚如嵇康所云:“六经以抑引为主,人l生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O”六经礼律既然违反性情,当然不可遵从。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并对社会施加其影响,势必对君臣关系、家族伦理的固有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西晋时的名士任诞之风莫不与此紧密相关。但渡江后,士大夫反思亡国之痛,力图拯救时弊,其重要手段便是应詹谈到的修学校、兴礼制,以礼抑情。此后卞壶、戴逵、王坦之莫不如此,他们一致努力解决的就是“实际生活中礼与情的冲突,这是名教与自然矛盾中的一个特殊方面,但此时却成为一个主要方面”。其最终结果,便是形成唐先生所说的“礼玄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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