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亲情情感。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人的幼年与其他动物不同。一匹马或一头羊，一生下来，只要风把它的皮毛一吹干，就可以在草原上奔跑起来。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无时无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才使得子女得于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人爱自己的生命，因而爱生养他的亲人。父母与子女的爱是自然生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因而是无条件的道德情感。相反，不践行孝道是不道德的，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孝的培育又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情感和关照为前提。如果没有子女对父母的爱，也就没有最基本的爱的情感。子女为父母尽孝，是在子女成长懂事之后才有的。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或有一个基本的移情现象，它使得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而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所以作为普遍的出发点，孝应该放在一个持续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孝治天下。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的概念，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里，孟子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汉代的董仲舒也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本，为可一无也。”又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人是靠不住的，私德不好必然影响政治实践。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亲亲”德性或情感都没有的人，会真心诚意地热爱他人，热爱祖国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孝为教，即为教化。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重新回顾传统孝道，首先应当看到家庭伦理尤其是孝德的重要。这也是传统孝道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启发。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尤其应当提倡这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孝道文化，有了这样一种“大孝”精神。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诱惑，诚信为本，合法经营，关键时刻能够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而尽职尽力。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现的英雄群体，都生动说明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