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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经地义论孝道|齐鲁文化与中华孝道

时间:2019-11-30 20:53     来源:天经地义论孝道     作者:苗枫林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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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华孝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为创造家庭温馨、撒播人间亲情发出的新的呼唤。

 

  一、中华孝道的源流与嬗变

  中华孝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为创造家庭温馨、撒播人间亲情发出的新的呼唤。

  “孝”字像一幅中国画。“孝”的字形,向我们透露出远古中国人对孝道的理解。

  “孝”的古字形:

  如图所示,古代金文的“孝”字,上部象形是披发伛偻老人,下部象形的是由年轻小子搀扶。

  传统孝道观念可以追溯到中国商代之前,渊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孝道观念出现于家庭形成前的氏族社会,孝道观念的起源,是出于人类繁衍和文化传承需要的新一代对老一代的物质赡养和精神上的尊重。后来,随着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孝”字就成为专指对有血亲关系老人的物质赡养和精神尊重。于是就有《说文解字》对孝的定义“善事父母”范畴的产生。

  人们会问:这个图形所显示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孝”字吗?不。中国考古界目前还不能给出“孝”字上限年代的答案。不过,由此可以推定,孝道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

  “孝”,由原始部落的善待老者,成为后来的家庭伦理核心,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为此,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论争。具有阶段意义的有两次论争。

  第一次大论争: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在孔子、墨子、孟子间发生的。孔子的孝道学说,兴于春秋时期最后一个百年,墨子的孝道学说兴于战国时期的第一个百年,孟子的孝道学说兴于战国时期的第二个百年。孔、墨、孟三位哲人,他们不曾谋面,却通过他们的论著和弟子间的唇枪舌剑的交锋,对“孝”的范畴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论争。

  相传,孔子弟子曾参,根据孔子讲授而作《孝经》。全文18章,1800字。按现代人的观念,只能算做曾子师从孔子写的一篇不长的毕业论文。作为中国第一部对孝道做出全面阐释的书,被后人列入《十三经》。孔子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爱人意识,首先是孝亲,然后泛及他人之爱。墨子批评儒家“亲亲为仁”失于偏狭,倡导“利亲”与尊老敬贤、扶贫济困的一致性,从而构建起令人耳目一新的“兼爱”学说。这个“兼爱”,与西方的“博爱”含义相近,不过要早出五百年。墨子的“兼爱”学说,得到下层社会的认同。在战国第一个百年出现的“墨显于儒”的舆论倾向,就是一个明证。在墨子身后,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以“仁义”为最高道德境界。他批评墨家主张不分亲疏的“兼爱”为“无父”。通俗地讲,是孟子辱骂倡导“兼爱”的人是野种。这种粗口,出自圣人,是中国史籍记载中所罕见的,可见当时论争之激烈。不过,孟子是一个很善于吸收他人见解的人,他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墨子的“兼爱”有所靠拢,但仍保持间距。因为孟子在“吾老”与“人老”之间,使用了“以及”这个词,决定了“吾老”与“人老”为“不等式”。即使这样,比起仅仅局限于“善事父母”,而对其他老者视同路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正是通过孔、墨、孟的哲人论争,使“孝亲”向“敬老”跨进一步。这是巨人的步伐,是向原始孝义“承老”的人文回归。

  参与第一次大论争,除儒、墨之外,还有道家倡导“老弱孤寡,皆有以养”;法家倡导法制高于道德,强调以法来保障老有所养,把孝行从德治纳入法治轨道;纵横家苏秦兄弟,勇敢地提出用人不用“孝如曾参”的人,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自完之道”,而无“进取之术”,对社会没有益处。苏氏兄弟的观点,也是具有进步性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百家学说虽各异同,但他们对中华孝道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中华孝道”不等同于“儒家孝道”。

  学派论争,只是影响中华孝道走向的因素之一。从实践论的观点来看,几千年来影响孝道走向的还有政治需求、社会践行两个方面。我把它们合称为影响中华孝道走向的“三大因素”。

  政治需求,极大地影响着中华孝道的走向。“孝”大兴于周代,那时就曾推行“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的养老制度。因为那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几岁,能活到六七十岁已是长寿老人。不过,那时的“老有所养”,只是称为“国人”的上层社会才能享有的待遇。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权更迭,但没有哪个朝代不倡导孝行,包括执政数百年之久的周、汉、唐、宋、明、清,也包括执政短暂的秦、晋、隋、元;包括汉族政权,也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过“反孝道”政权。他们在通过孝行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对“孝”的含义各有损益。西汉皇朝特别重视孝道与治国的统一,他们的“以孝治天下”政策,把“孝亲”与“忠君”捆在一起,大大维护了皇权。不过,那时采用的“举孝廉”的举荐制度,开始还算是国家的取才之路,后来为世家望族把持,便成为扼杀人才的工具,并导致西汉灭亡。东汉的“顺天行孝”,宋元明清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孝行引入束缚个性的愚忠、愚孝轨道。元代编绘的《二十四孝图》,24则孝行故事,属于朴实的“善事父母”者不过一半,另外则多少带有封建色彩、迷信色彩,甚至带有自虐、自残、自殉色彩。也许,这正是那个时代社会“孝”行的剖面。

  流传民间的社会践行,也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孝道的走向。几千年的孝道文明,在相当长久的时间内,走的是以“善事父母”为规范的孝道,生生不息,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流淌,对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这种孝道传承的社会背景,长时间处于封建社会,处于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经济,这就不能不使中华孝道打上封建的、小农经济的以至迷信的烙印。

  对孝道的第二次大论争,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主题是孝道与个性解放。通过这次大论争,开展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包括对束缚个性的愚孝的批判。这对促进中华觉醒、跟上世界潮流具有积极意义。近代革命先驱李大钊,把一个人陷入扭曲的“孝”行中,看作是“牺牲个性的第一步”。他的这一论点,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我们知道,谭嗣同、毛泽东、朱德、鲁迅,都是“善事父母”意义上的孝行楷模。谭嗣同在被捕前,模仿笔迹编造了一封父亲对他的“训斥信”,以避去官家对老人的株连和迫害。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他们几乎都极少论“孝”。因为民族危亡时刻,规范“孝”行,并非当务之急。

  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以保持中华传统文明的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已经提上国家议程,进入人民视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我们把孝道文明作为一笔珍贵遗产来加以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表明“孝”范畴要融入现代社会、现实观念,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也表明我们很希望用人间亲情去构筑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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