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孔子思想早就传播到日本。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说：“儒教虽然发生于中国，可是极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国民精神之昂扬，影响很大。”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焚书坑儒前，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泛海东渡时，便将诗书带往日本。此事虽然史书有记载，日本和歌山县有徐福墓等古迹，有人还认为是一种传说。最确切的说法是：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西晋太康六年)，百济使者阿直岐荐王仁献《论语》十卷、《千字文》十卷。依此说法，儒学传入日本至少一千八百多年了。那时日本尚无文字，只有以崇神敬祖为内容的固有的神道，这一传统很容易与中国儒学的忠孝等道德观念融合，因此儒学一经传入日本，便很快地被其上层人士所接受。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密接……及孔教传入，因能适合于日本的国体与民俗，故日人之祖先，取之而为国教。”自此以后，儒家的孝悌主张逐渐为人接受并履行，《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经典。王仁这位儒学大师被任命为太子菟道雅郎子的老师。天皇崩后，这位太子依照儒家礼让的精神，让位给其兄大鹪鹩。曰：“大王仁孝，宜为天下之君矣……”大鹪鹩则说：“先皇谓王位不可一日空，故予选明德以为贰。我虽不敏，岂违先皇之命乎?”固辞不受，以致天皇的位置空了三年，大鹪鹩执意不当天皇。菟道雅郎子知其志不可夺，乃自杀。大鹪鹩痛哭之后，把他葬到菟道山上，这才登基，为仁德天皇。这一生动的故事，说明仁孝的观念已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太子宁可自杀，也要把天皇之位让给仁孝的兄长。这一做法，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推动孝悌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世纪日本的“大化政新”用了许多儒家思想，此后的《大宝律令》也体现一些儒家思想，此后元正天皇在养老二年(718)修“养老令”。养老体现更广泛的孝道。《大宝律令》中的《学令》规定在大学寮中学习的科目有必修和选修。所学“九经”中，“《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这些古籍又分大经、小经。规定下通经的标准。其中只有《论语》和《孝经》一定要兼通。
日本奈良朝时，吉备真备创了日本文字，在日本学习儒学更方便了。这时正当中国唐朝，大批日本留学生及遣唐使到中国来。通过学习，他们极羡慕唐朝的文化，有的在中国为官，有的在中国娶妻生子，不再回国。回国的人，更有力地宣传中国的儒学。奈良朝为了用孔子的思想维持统治秩序，大力推行儒家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忠、孝、礼”的观念，其中以孝为甚。他们把孝视作一种感天动地的崇高道德。为了提倡孝，天皇还因此改元“养老”。《日本史书》记着这样一个故事：
美浓当耆郡樵夫，事亲至孝，家贫无财，鬻薪自供。其父嗜酒，樵夫常提壶过市，赊酒以进。一日采樵于山，践石误仆，觉傍有酒气，心怪怪。回顾左右，石间水涌，其色似酒。试尝之，则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而供父。
灵龟三年九月，元正帝幸美浓，车驾过当耆郡，观醴泉，以为孝感之所致，名泉为“养老瀑”，因改元“养老”，授樵夫官，家至富饶。
朝廷表彰孝子，不止一个，如大和添下郡人倭果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添上郡人许知麻吕，“禀性孝顺，与人无怨，尝遭后母之谗，不得入父家，绝无怨色，奉亲弥笃”。和铜七年(714)二人被旌为“孝义”。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下的诏书中又讲：“人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日后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四月，诏书又讲：“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诏书中要求每家藏《孝经》一本，可见对《孝经》重视到何等程度。接着又令地方官，随时发现孝子，向上奏闻，以及时表彰。在提倡孝行的同时，也提倡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观念。
公元794年，日本国都从奈良迁到平安(京都)后，史称“平安时期”，这时还继续尊孔，提倡孝道。例如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和尚，十二岁时就学《论语》《孝经》，十八岁入太学学儒学。来中国留学后，造诣很深，回国努力推广儒学。平安时期在提倡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时，尤其重孝道，推崇《孝经》。特别下令全国都要使用中国唐玄宗的御注《孝经》。天皇本人对此率先学习，亲王们更强调研读。此事在《日本纪略》中有多处记载。为了在民间提倡孝道，历代天皇对国内的孝子顺孙多次褒奖。有的终身免去田租，有的终身免除课役，有的旌表门闾。其目的都是利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改变民风、民俗，使社会安定。
平安时期儒家典籍也大量传入日本，例如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 然与其徒五、六人，到中国来，拿回大量儒家典籍。其中就有《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水晶为轴。”视为珍宝，藏之秘阁。
到了镰仓时期，军事贵族独裁政权建立，他们又把中国儒家的一些基本道德观念(如忠、勇、信、礼、义、廉、耻等)拿来改造为武士道精神，使好端端的儒学在他们那里变了质。这时在社会上也提倡孝道，对儿童自幼就进行孝道教育。出生三天，如果是男孩，就要摇“文章博士”(类似中国的“抓彩”)，不会说话也要教读《孝经》，六七岁时举行“开始读书”仪式时，也和前代一样，读御注《孝经》，当然还要崇拜孔子。
江户时期对儒学更加重视，德川幕府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即今东京汤岛圣堂)，是“纯粹教授儒学”的地方。国内别处还有明伦堂、弘道馆、日新馆、崇德馆、道学馆、时习馆、止善书院，等等，均以传授儒家的经学为内容，成为一个个弘扬儒学的基地。那时有专门为官员设置的“学习院”，也有为平民设置的“寺子屋”。寺子屋不仅教人读、写、算，更主要的是以儒学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为此，特命大儒学家室鸠巢将清代顺治九年颁行，宣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勿作非为”的《六谕衍义》译成简易的日文，题为《六谕衍义大意》，作为寺子屋道德教育的教科书，颁布给江户的启蒙教师。对女子则用《女四书》《女孝经》等作教材。对幼儿则以《礼记·内则》为依据，对幼儿讲解进退及如何侍奉长辈的礼仪。还有一种“心学”，用人人皆懂的话，讲儒家伦理。
日后，阳明学派在日本盛行，宣扬良知说，主张孝为万事之本，修养以内省为主。主张孩子在七八岁就读《孝经》，十五岁起开始选择师友，学习儒道。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读《十三经》，读完以后，再精读《易经》，如果做不到，就读《孝经》《大学》《中庸》。此后还专门编了训诫女子的《女子训》《女子训或问》，读这些书也应在读《孝经》《四书》的基础之上。
当年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聘请明儒朱舜水等编的《大日本史》中大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同时，也提倡孝道，表彰孝子，书中记：“孝，百行之本也。非孝无以教……孝之为道大矣，故皇帝皇太子读书，必先《孝经》，以为常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乡党闾巷，有纯孝者，必旌表其门闾，劝民以孝。”认为提倡孝道，可使“民俗为厚”。该书又记早在江户时代就对孝道推崇备至。如对父母死后“口绝滋味，设像供奉，事事如生”的孝子，父死终身不嫁的孝女，朝廷皆予以表彰。这些载入书中的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其深度之深，广度之广，正体现儒家“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的主张，可使“其尊卑贵贱之位，至今不可乱”。总之，日本历代当权者，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忠孝之道，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展他们的势力。
随着日本封建制度的衰落，也有人发表文章反对“仁政”，痛斥《孝经》，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又拿起了这个武器。“明治维新”以后发表的《教学大旨》中，仍然规定“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自今以后，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术孔子”。在《小学纲目二律》中，更要求在小学里悬挂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幼童一入学，便向其讲述他们的事迹，以忠孝仁义之心熏陶其心灵。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中要小学教师教育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敬长上，信朋友。使之通晓人伦之大道”。
直至今日，日本的孔庙及类似孔庙的尊孔建筑有几十处之多，它们供奉孔子，尊崇儒学，提倡忠孝，继续得心应手地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拿来服务于政治。
1972年，一位美国作家关于当代日本写道：“来自中国的孔子道德体系的孝道……长期是社会道德的主要基础……因为这种(孝的)责任的观念，日本的父母比起美国的父母来说，晚年比较不孤独。”1974年一位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讲到日本的佛教盂兰盆节时写道：“这个日本独特的重大佛教节日保留至今……长时间来，这种祖先礼仪和佛教教义的结合变得如此完整，以致对今天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佛教已等于祖先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