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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经地义论孝道|孝文化对朝、日、越的影响

时间:2019-11-30 20:51     来源:天经地义论孝道     作者:骆承烈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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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孝文化是中华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它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十分重视并不断履行的一项美德。

 

  孝文化是中华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它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十分重视并不断履行的一项美德。被人们称作“孔子文化圈”的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孝文化的传播与履行上也不亚于中土,尤其是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更是如此,现将此三地的孝文化追溯于后。

  一、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与我国唇齿相依,中国文化早已传入。四千多年前,便有箕子去朝鲜的传说,日后又有卫满去朝鲜的记载。依据考古资料,汉武帝时期已在朝鲜设置郡县。此后不久,一些汉人官吏、商贾及百姓往来者甚多。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后,吏民往来更把儒家思想陆续带到朝鲜。公元一世纪,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鼎立,儒学思想在三国分别传播开来。

  儒学传入百济的时间无考,但公元285年百济王子曾荐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可知儒学传入百济应在此之前。到了唐代,百济王也派使节和留学生到长安,他们回国后,传播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三国史记》之《百济本纪》曾记载:“义慈王……事亲以孝,与兄弟以友,时号‘海东曾子’。”连国王都以“海东曾子”命名,可见儒学及孝道对其影响之深。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南端。虽发展较晚,但在唐时也和高句丽、百济一样往唐朝派遣留学生。他们学成以后,也回国传播儒家文化,仿效中国办学校。《三国史记》记朝鲜大儒强首就师学儒事:

  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

  当时新罗无文字,为学习儒学带来不便。七世纪时,薛聪创“吏读法”,即用汉字的音或意标记新罗语言的方法,给新罗人学习儒学带来很大方便,儒家忠、孝的伦理思想对朝鲜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新罗之花”郎徒便以儒学的道德条目为依据,对人们进行训诫,如“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此类内容,在日后出土的金石文中也有记载。

  新罗国的神文二年(682)仿唐制在首都庆州设立国学,属于礼部。景德王六年改为大学监,在国学九年的学程中,所设课程除《周易》《尚书》《论语》等,还学《孝经》。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上面提倡,下面仿行,儒家伦理尤其孝的思想在新罗广泛推行。景德王还用表彰孝子顺孙的办法扩大孔子及儒学的影响。该国古籍记景德王时“旌孝子向德门,号其地孝家里”。该书又记兴德王时,还“赐孝子顺孙家一区,岁给米五十硕”。

  新罗执政者为了更好地向中国学习,还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三国史记》载:元圣王四年(788)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这三品是:“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对学儒学之人,上、中、下三种要求,均包括《孝经》在内,可见当时对孝的重视。

  新罗重儒学,高句丽也不甘落后。其太祖、成宗曾多次下令推广儒学,睿宗时更广设学舍,选名儒为学官,用学习儒家经典的办法培养人才。到了仁宗朝,定《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毛诗》《左氏传》《公羊传》《 梁传》各为一经,而《论语》《孝经》必令兼通。诸学生的课业,《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传》《 梁传》各限三年……所有学子,必须先读《孝经》《论语》,次读诸经并算习、时务策等。除国家以外,地方办学也依此仿效。

  十三世纪末,中国的程朱理学输入高丽,儒学教育再次振兴。高丽大儒安认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是保证统治的最好办法。日后设于汉城的国学改为成均馆,学习儒学的劲头更有增无减。

  为了更好地利用儒学治理国家,高丽也推行科举制。在显宗十年制定的“及第荣亲法”中,明确规定对科举及第者,不但赐给酒食衣服,依据孝亲的原则连及第者的父母也受到恩赏。如肃宗二年就曾赐给金富辄母亲四十石米。还规定一家有三子登科者,每年给其母大仓米三十石。因富辄兄弟四人登科,其母另外赐米十石。毅宗三年,又规定如兄弟三人登明经科,其父授职,其母另外加赐米二十石。对死去的父母也要追赠,用这种方式体现孝道。

  随着儒家思想在高丽的广泛传播,大量儒经传入高丽。除中国历代皇帝向高丽赐书外,有些商人也把一些儒经源源不绝地售往高丽。例如958年,高丽就赠给我国后周一批有关孝经的书,有《别叙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二卷。

  到了高丽恭愍王时,即中国的元朝,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昭以元朝翰林学士之名陪鲁卫公女大长公主下嫁,携妻室至高丽,居于水源,建孔子庙,供奉孔子像,更把中国尊宗敬祖的孝亲传统带到高丽。在朝廷及民间进一步推广孝道。《高丽史·成祖世家》记:“九年(990)秋九月丙子,教曰:‘凡理国家,必先务本。务本莫过于孝。'”于是下令访求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予以表彰,并免其徭役,有的还授予官职。如文宗三年赏赐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事。而对个别不孝不悌者,则予以制裁。肃宗得知后说:“朕为政先孝悌,乃有若人邪?”同意制裁。整个高丽一朝,各代国王都极力推崇孝道。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在家孝父母,长大以后才能忠于国家,不仅移孝作忠,还可成为顺民。到了高丽末年,更提倡国内士庶均仿效“朱子家礼”,立家庙奉祀祖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封建秩序。

  《高丽史》中还表扬了一个割股为父治病的故事。明宗朝人尉貂极孝,其父患恶疾,医者说用子肉可治,尉貂即割股肉混杂在馄饨之中,其父吃后病稍愈。王闻之,下诏曰:“貂之孝冠绝古今,《传》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则貂之孝在所必赏。”命宰相议加褒赏。此事说明孝的观念在高丽已深入民间,影响很广泛了。

  朝鲜的李朝,是儒学的鼎盛时期。所推行的科举制,仍依儒经出题。一旦考中,不但披红戴花,游街夸官,赐恩荣宴。“其亲存者,则令所在官给酒乐以荣之,名曰荣亲宴。”如父母已死,坟墓也称“荣坟”。总之,登第不忘父母恩,以此贯彻孝道。直至今日,朝鲜南北两方民间,对孝道都很尊崇,对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都有各种规定及非成文法。

  他们对儒家的孝道仍给予很高的价值和地位。一位苏格兰学者依照她自己的经历写道:“与中国一样,二十四孝的事例形成艺术家笔下喜爱的题材……(韩国)在三年服丧期内,每天要向牌位的死者灵魂致意,并供奉食物及焚香。所有有教养的韩国人,理所当然地学习孔子的学说。”1878年《大韩民国海外弘扬院年报》中说:“在韩国,人们如此热衷地并以如此诚笃的方式信奉儒家学说,以致使中国人认为韩国的儒家信徒比他们更为操守,并称韩国为‘东方文化之邦’,这是因为韩国人在遵从教义、礼仪方面一丝不苟。”(“教义、礼仪”主要指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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