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前推行“仁”道与礼乐治世，“孝”是其中的重要概念。《孔子家语》作为记载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孝”是反复被提及的，不仅涉及“孝”的概念提出，还有“孝”所以成立的社会要件、“孝”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方法、“孝”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等。《孔子家语》对“孝”的概念提出和理论建构，对我们了解孔子的“仁”道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文明、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孝”的概念范畴
一般以为，“孝”即是尽心奉养和顺从父母，孔子对“孝”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孔子将 “孝”与“德”联系在一起，把“孝”视为修养道德品行的起点，即孝敬父母是在各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所谓“百善孝为先”。
孔子论“孝”，是以“仁”为理论基础的，《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与人的行为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尽心奉养自己的父母。由此可见，“孝”作为一种行为，与孔子提出的“仁”有密切关联，是对“仁”的践行。“仁”和“孝”的密切关系落实到实践层面，孔子间接给出了一个例证，当鲁哀公问孔子“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即君子为何以天道为贵，并自称冥顽不通时，“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亲。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孔子家语·大婚解》)孔子指出，对于他人的仁爱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对于行孝的人主要表现在其父母身上。有仁爱的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皇天上帝一样，反之，侍奉皇天上帝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只有这样，才算是成就孝子的名声。
孔子论“孝”，并非后世理解的无条件顺从父母，所谓顺从，是建立在仁道之上的。“子贡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臣从君命，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赐!汝不识也!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无礼;士有争友，不行不义。故子从父命，奚讵为孝臣从君命，奚讵为贞夫能审其所从，之谓孝，之谓贞矣。'”(《孔子家语·三恕》)子贡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子女顺从父母即为孝，却得到了孔子严厉的批评，称其观点浅陋。孔子明确指出，当父母做了违背礼制或仁德的事，身为子女的应当直言予以规劝。说明当“孝”与“仁”冲突起来的时候，孔子是以“仁”为大的。
二、“孝”的践行条件
“孝”本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行为，孔子强调其外部影响因素，提出其在家庭得以成立或践行的社会外部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因素。《孔子家语·始诛》记载：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这段文字是说，在孔子出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打官司，都被收押在监狱里。后来父亲请求中止诉讼，孔子就把其儿子释放了。季孙对孔子的做法提出质疑。在孔子看来，“国家必先以孝”，即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要先实行孝道，但是“上失道而杀其下，非理也”，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没有履行自己教导百姓的职责，反而滥杀百姓，这种做法违背常理。孔子之所以没有杀掉与父亲争讼的儿子，只是由于统治者上层“失其道”，以及“不教以孝”。
统治者上层应当怎样做呢?当孔子陪侍鲁哀公，哀公问道：“敢问人道孰为大?”即人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婚解》)孔子认为，人道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所谓政，就是正，君王如果做得正，百姓就会随之做得正，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秩序就要乱掉了。另外，孔子在回答曾子提出的“七教”问题时，孔子认为“上敬老则下益孝”(《孔子家语·始诛》)，又认为“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孔子家语·弟子行》)，统治阶级应当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让百姓从中学会顺从自己的父母。这样，在处理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孝”的问题上，孔子强调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身体力行，以及履行起教导百姓行孝的职责。这是孝道得以普及施行的重要条件，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孝道得以践行的家庭内部因素，具体表现在家庭中父亲角色身上。据《孔子家语·三恕》，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矣。”在孔子看来，一个家庭之中，如果身为父亲不能做到奉养双亲，反而要求子女孝顺自己，是不符合忠恕之道的。
三、“孝”的社会实践
“孝”作为一种社会礼制，孔子先强调过一种合乎礼制的日常生活，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孝道。《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当子贡问孔子死去的人还有无知觉，孔子避而不谈，并说明自己的理由：如果说死者有知觉，担心孝子顺孙在殓葬时不尽心;如果说死者无知觉，则担心不孝之子抛弃遗体不予安葬。孔子这样应对，不仅是从现世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且出于对生者合乎礼制或健康的体察。
遵循孝道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子贡询问孔子，说自己已经厌倦求学，追求仁道又非常艰难，愿意在侍奉父母这件事上得以休息，问能否做得到。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之难也，焉可以息哉?”(《孔子家语·困誓》)孔子引用《诗·大雅·既醉》的诗句指导子贡说，侍奉父母是没有穷尽的，上天会恩赐福祉给孝子;侍奉父母也是很困难的，怎能谈得上休息呢?孔子将“事亲”与求学、问道、“事君”遇到的困难对等起来，同样强调了其他事项的重要性。
孔子还认为，家庭的贫富并不影响人们遵循孝道。子路问于孔子曰：“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则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心，斯谓之孝乎。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椁，称其财，为之礼。贫何伤乎?”(《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孔子纠正了子路只有富裕才能行孝的错误认识，认为在家庭贫困的条件下，只要能使父母生活愉快，丧葬不失于礼节就能尽孝道，贫穷不能成为不孝的借口。
(李治中：河南周口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