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孝经》石刻，首先使人想到的当是唐玄宗御注书的《石台孝经》(今存西安碑林)。但人们尚不一定知悉：在泰山之上，也曾有一方镌有《孝经》章节的碑石。今试对其经镌刻情况及文化背景略作考述。

　　泰山镌刻《孝经》之事，见于众多明清学者关于泰山的记述中。如：

　　明王思任《观泰山记》:“窥舍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经》作法律，巨书于石。”

　　清孔贞瑄《泰山纪胜》:“舍身崖奇险……一先正刻经语其旁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仁人之意哉!”

　　根据上述，可知明代曾将《孝经》中部分内容镌之于岱顶之舍身崖。今考：泰山这一《孝经》石刻，实出山东布政司参政分守济南道汪应蛟之手。据《泰山石刻记》所记汪应蛟刻辞云：

　　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不登高，不临深。万历癸巳，岱宗主人汪应蛟书。

　　按“身体发肤”一节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经文及注，而“不登高”一节则出自《礼记·曲礼上》。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何以刊石泰山，实有独特的文化背景。

　　泰山自秦汉以来，便被视为“主生主死”之山。晋之《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之始，故知人命之长短。”民间更广泛流传有汉武帝探策获寿等神异故事。因之，很早便形成在泰山“祈寿”与“祈嗣”的习俗。宋元碧霞元君信仰兴起后，更促进这一信仰风俗的盛行，在民间影响深远。其中为亲祈寿之风更成为“孝道”的一大体现，信众在春日争赴泰山，献呈香烛，向泰山神或碧霞元君为父母亲人祈祷长寿平安。嘉靖朝诗人谢榛便有《送吴君 登岱为亲祈寿》诗：“岱岳初登眺，秦松不可攀。欲将千古色，长比二亲颜。心切支相依，行迟鹤共还。仙童授芝草，灵秀到人间。” 又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寄山东巡抚杨本庵》中云：“今病虽除，而摁气亏损已甚……揆之生理，尚属艰难。前梦皇上使仆持节往祀一女神，盖欲领神力以祈祐云。窃思女神之贵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儿持香帛往祀焉。”(《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三)又“万历朝礼部尚书于慎行疾，子于纬往醮于岱”(明·邢侗《于文定公年谱》)。从中均可见当时风俗之一斑。

　　这一充满家庭亲情、人伦温馨的“祈寿”风俗，后来因受到佛教等“舍身”观念的浸染(清张奇逢《禁止舍身碑》云：“泰山顶偏东高崖，不知作俑何人，假南朝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之说，立名舍身崖”)，竟然走向极端，演变成一系列行为过激且愚昧荒唐的“泰山舍身”。

　　关于此类为孝舍身的事件最早的记载见于元代，据《元典章》卷五节《刑部》十九《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云：“皇庆二年正月某日，福建廉访司承奉行台准御史台谘，承奉中书省答付呈据：山东京西道廉访司，申本道封内有东岳泰山，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余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载痴儿，抛投醮纸火池，以至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聚众别生余事。岳镇海济，圣帝明王，已蒙官破钱物，命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

　　类似的杀儿寿母惨剧，在后世一再上演。据《明史》卷一三七《任亨泰传》:“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杀其三岁子祀岱岳。有司以闻。帝怒其灭绝伦理，杖百，戍海南。因命亨泰安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谨其医药。卧冰割股，事非恒经。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堕宗绝祀，尤不孝之大者，宜严行戒谕。倘愚昧无知，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例。’诏曰‘可’。”明王弘撰《山志》初集卷三载：“洪武二十七年，青州府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祷于岱岳，愿母病愈，则杀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杀其三岁子祭。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

　　这种“郭巨埋儿”式的人伦惨祸，虽屡遭当朝的严令禁止，但在市井却传为孝道美谈。元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便是以“刘信案”为素材，对此近代戏曲史家王国维论称：“泰山焚儿还愿，元时乃真有此事，不过剧中易刘信为张屠，又谬悠其事实。元时火葬之风最盛，乃至焚及生人，迷惑之酷竟至于

　　此。” 然此事被搬演舞台，誉为至孝纯孝而大力讴歌，实际上这种愚孝观念并非限于刘信一身，而是有着异常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社会群体心态下，自元至明，泰山舍身之风愈演愈烈，而实施“舍身”的地点也渐渐“锁定”在岱顶舍身崖。弘治《泰安州志》卷一《山川》云：“舍身崖：在岳顶东南，峭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不经之说，多于此舍身。”明《泰山志》卷一《山川》云：“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仞，其上平，广半亩许，中有石凸起丈许，岳之奇胜处也。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泰山从一座神府仙闾，竟一变而成为阴森恐怖的“自杀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