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卷七记曾子曰：
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待亲存也。
《百孝图说》中记着仲由一件往事：仲由少时家贫，他对父母很孝敬，常百里以外负米，孝敬双亲，父母死后，他南游于楚，楚王授以要职，声势极为煊赫。但他抚今追昔，泪如雨下。对人曰：“我今贵矣，父母安在?虽想如当日奉亲命负米百里，亦不可得。”他又常说“树欲静风不息，子欲养亲不在。今始知椎牛祭墓，不如鸡豚之奉于生前也”。孔子听后对他这段话予以肯定，并夸奖了一番。
以上两段话体现了一种厚养薄葬的思想。现就此事略加分析。
一
《论语·为政》记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弟子樊迟不甚了解，问到孔子时，孔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古时在对父母孝敬的三项内容中，生前一项，死后两项。过去，人们重视死后是灵魂的归宿，故对葬和祭很重视。例如孔子，他母亲死后，照例一定要与父亲合葬。因不知父亲葬地，于是将母亲的棺材殡于五父之衢，挽父之母告诉他父亲葬地后，才将父母合葬于梁公林。《百孝图》记“高柴执丧三年哀”。孟子母死后，予以厚葬。有人提出疑义，孟子说父亲死时家贫，无条件厚葬，厚葬母亲也是对父亲尽哀思。汉代“以孝治天下”，也强调对父母死后的葬、哀、祭等活动。《后汉书》卷三十九中就记几名孝子父母死后的活动，如汝南薛包，父母死后“丧过乎哀”。王琳母死，“独守冢墓，号泣不绝”。蔡顺闻雷泣墓，被举为孝廉后，仍不能远离坟墓。明、清以来，对父母死后的孝敬，更不绝于书，如《明史》记师达“母忧去官，庐墓侧，不饮酒食肉者三年”(《明史》卷一百五)。李茂母死“结庐墓旁，朝夕悲泣……父卒，庐墓如之”(《明史》卷二百九十六)。颜瑾父死后，“水浆不入口五口，不胜哀而死”(《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张钧父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胜悲痛而卒”(《明史》卷二百九十七)。清代何复汉母死“葬乃父庐墓侧，日夜悲号，丧终犹庐居”(《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许季觉“居亲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后起，合殓、殡葬、虞 、卒哭， 皆用古礼。葬躬负土，庐于侧，朝夕哭不辍”(《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吴藩昌居丧，“水浆不入口，既殡啜粥，不茹蔬果，寝苫不脱衰经。比葬，呕血数升，逾小祥遂卒”。刘宗洙遭父丧，哀毁呕血……
古时父母死后，厚葬之风一直很浓，单以葬死者的棺椁来说，《礼记·檀弓上》和《丧大礼》两处都记载天子之棺器重，棺外有“柏椁以端长四尺”，即一棺四椁。国君用一棺三椁，士大夫用一棺二椁，士用一棺一椁。《庄子·杂篇·天子》中记：“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士再重。”《荀子·礼论》甚至记“天子棺椁十重”(历代学者多谓“十”为“七”字之误)。到了后代，贵族之家在葬礼上有的也十分奢华。如曲阜衍圣公府曾规定：历代衍圣公及夫人丧葬之后，不但其子要“丁忧”，连合府员役人等也必须“素服摘缨”。庙佃户人等也应依此。贵族的葬礼，更是奢华、烦琐。以衍圣公孔令贻为例：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民国八年(1919)11月8日病逝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死后不久，大总统徐世昌令国务院给治丧费三千元，派王达前往致祭。还派出专列火车将灵枢运往家乡曲阜。所经路线，由各县县署专门派员勘察整理。由姚村站下车，衍圣公府派要员带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后，运至衍圣公府。日后北洋军阀政府又派陆荣启于公爵灵柩回籍营葬时前往致祭。当时接灵柩的仪仗队有马队四十名，鼓乐一班。除清政府当年特赐的十几个体现其特权的大匾外，各种仪仗、扎彩数百余种，还有六十四人抬的金棺等。仅棺木就用洋2370多元，钱1040千文。丧葬衣食用洋5000多元。出殡时更是声势煊赫，动用千人以上。直到多年后，曲阜还有个歇后语，形容一个人办事不应有的过分讲究时说“和孔令贻发大丧似的”。
二
对于厚葬一事，有识之士从来是反对的。《墨子》中专有一篇《节葬》，已明确表示人死后不应大操大办。对此予以实践，最早记载的却是孔子。宋国执政大夫司马桓 ，要为自己死后造个巨型石椁。由于施工艰巨，三年还没完成，累病了许多工匠，甚至有的累死。孔子对这种厚葬的方式十分恼火，他气愤地说：“与其这样奢侈，不如早些叫他烂
掉。”这句话传到他耳朵里，致使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国时，司马桓魈派人砍伐大树向孔子示威，迫使孔子“微服过宋”。
其实在此以前，孔子早就反对厚葬了。在他五十一岁任中都宰时，进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中，就有“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是：允许人们一律按当时的低标准，即“士”的标准，一棺一椁，不许多重。二是规定具体的厚度，不许过厚。至于“四寸”“五寸”有多厚，当时周制每尺折合今19.91厘米，即当时一尺不足今六市寸。“四寸”是不到2.4市寸，“五寸”也不过3市寸(以一公尺等于三市尺计算，“五寸”不到10厘米)。这种规定显然是对当时奢靡之风的严厉打击。
历史上反对厚葬还有一些记载，在孔子所作《易·系辞》中记：
古之葬者，厚衣以为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以棺椁。
东汉王符力主薄葬，并举出许多例子：
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后汉书》卷七十九)
文中对当时厚葬的奢靡之风极力批判后，又说：
案 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
文中说明，一个人孝不孝的表现，不在于死后对父母怎样埋葬，怎样广修坟墓。真正的孝子，是在父母生前尽孝。
三
孔子在回答弟子林放问“礼之本”时，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是说行礼不一定要求复杂，只要礼数到了，符合规定就行。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八佾》)也是这个意思。家中老人死后办丧事时，作为后辈，主要应念及先人的功德，心中悲戚，而不要在形式上下功夫。近世以来，有的大贵族之家养着“嚎丧户”，专门在这家办丧事时替孝子痛哭，则完全失去孝亲的意义了。
古时，贵族的家人死后，修起高墓大冢，埋进金银财宝。近世以来，仍有这种陋习，表现为大办丧事。父母死后，扎灵棚，请僧道，置备高级木料的棺木，棺内放进大量财宝。入殓及发丧之时，动用大量人力，各种讲究，有的人依仗自己的职权，大量调动属下，用各种方式介入自家的丧事，闹起哄动效应，实际上这种人有的在父母生前并未尽孝道。南方许多地方有人生前就修下“太师椅型”的坟墓。主墓像一把太师椅，两旁还伸展出去，前后还种树，立上石碑、石案，占用大量土地。这些做法既违背了目前提倡的火葬，更是死人与活人争地，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各代、各族人死后有各种葬法：火葬、水葬、天葬，等等，都要死者有个归宿。人死后没有灵魂，对死者身后的处理，主要是生者心理的安慰，历史上各族的葬式应该尊重，但目前政府推行的火葬还是科学的、正确的。有的名人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进大江大河或自己战斗、活动过的地方，也很有意义。
人们对死者身后的事不必做文章，重要的是对父母生前的孝敬。现在农村中，子女不孝敬父母、不照顾老人的现象仍较普遍，许多老人住的很差，吃的很差，医疗更无保障，子女少的不管不问，子女多的相互推诿，农村中多次上演新的《墙头记》，已很不对;城市中的一些风云人物，平时只顾忙自己的工作，忙着挣钱，对父母很少照顾、关怀，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几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为什么风行全国?就因为它体现了现代人最起码的孝心。作为子女，理应在父母生前好好地赡养、尊敬、关怀，不要在父母死后大办丧事，应该厚养薄葬。有的人父母死后，发现自己未能及时尽孝，徒留遗憾。
奉劝天下的子女，趁父母在时尽孝，不要等父母死后再后悔莫及。整个社会都应贯彻厚养薄葬的精神。这既是真正的孝亲，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