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之为性情之挚，孩赤之所知，能而充之，则作圣之功，圣神之所不能。外迩之在闺门之地、日用之所常行而推之，则王道之施、鬼神之所由，以通民物之所由，以治者，其惟孝乎!岳牧之荐，舜曰“克谐以孝”;《大雅》之颂，文武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是可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尽性致命、穷神知化，而假天治民者，皆一孝之尽，而推之以致于无量也哉!孝乎，人道孰有大于此者!

　　孔门之言孝也，散见于《鲁论》《戴记》诸书。而孝之有专经也，则孔子之所以授之曾子，其以经名，未知所始。而《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即《孝经》“不敢毁伤”之志也。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亲，守之本也。”则与《论语》《孝经》之言若合和符节，是盖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与《大学》《中庸》源流一辙矣!

　　秦火之余，经籍焚泯，《学》《庸》杂于曲台，《孝经》尘于孔壁。汉初所传《孝经》，河间颜芝所献，是谓今文十八章。《古文孝经》则安国本，而安国遭巫蠹，书未及行，至梁末而遂失。及王逸得古本于市人，而刘炫校定之，当世乃大讙其伪。唐玄宗雅意经学，自注《孝经》，卒以一十八章为定，是为《石台孝经》，顾自石台颁而《古文孝经》遂终废阁。爰逮有宋，理学昌明之会，河内司马温公实始表章古文，撰为《指解》;朱子起而绍之，参合古今文，定为《孝经刊误》。《孝经》之传，不于是而有所折衷欤!独是《大学》《孝经》皆孔子之所以传之曾子。《大学》一书，朱子分经别传为之章句，今既列四子书，为人人所传习，俾得以知古人为学之规模矣。而《孝经》则未及注释，朱子恒深自惜之，故今学者传诵，尚仍《石台》而罕睹《刊误》之本，是以今文、古文之互相非诋，至今未已。绂观夫《孝经》之有今文、古文之异，非若河汉之绝不相侔也，又非有如伪《泰誓》九共之书之渺然无据也，所异同者不过分章之多寡、简册之先生、字句之增减已耳。至经传之混淆，引援之失类，则今文、古文其失略等，而脉络之通贯、旨趣之渊微者，则近儒鲜所发明。吴草庐谓“注疏虽详，义未明畅”，不其然乎!所怪诸儒所争不在此而在彼，则研诸心而体诸行者，果安在欤!

　　维圣朝殚心经义，特命儒臣撰《孝经衍义》一书，用朱子所定经文，列于卷首，衍经不衍传，盖效真西山《大学衍义》之例。是朱子之学至今日而大光，而《孝经》之传亦于今为烈也。而第是《孝经衍义》既以《刊误》为宗，而乡会命题仍用《石台》之旧，则草野所传诵，亦仍不知所适主。绂鄙野布衣，谫陋奚似。然窃维圣王方以孝治天下，则《孝经》为人人所当幼而服习，以长而力行者，何可听其舛驳衡决为也?用是忘其固陋，据遮旧闻，凛先慈膝上之传言，绎朱子刊删之微旨，谬成章句，聊什巾笥，非敢谓前配乎朱子之《大学》章句，而上拟《孝经衍义》也。然详其训诂，究其旨归，使经传互相发明，而孝道彰于日用，则愚者一得，或广而播之，其亦有当于朱子之心，则亦有当于孔子、曾子之心焉。而圣朝之以孝治天下也，将使人人实践而力行之，其亦不无一德同风之一助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