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孝经》一部，吾友汪君翼沧市易日本得之携归，举以相赠。博留意郑孔二注有年矣!往读《宋史》载：“日本僧奝然于雍熙元年浮海而至，献《郑注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缥水晶为轴。”窃意郑孔亡逸于五代，诸家簿录中皆未见复有藏本，而宋时日本既经进献《郑注》，则其国中留贻或尚可闻，因属汪君访之，不意其所得，更为奝然所未献也。

　　孔传先亡于梁乱，续出于隋初，唐儒辨争遂遭废弃，诸儒论著从未引及，仅见《唐会要》载司马贞议引用，则天之时因地之利，注略云“脱衣就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涂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二十四字，以今校之俨然尚存，路异数字，而义更胜，可知此本更出开元敕定之上也。“通”《本义》字作“谊”，未经明皇敕改，尤为古本之微。卷首安国自叙亦多与先儒称述之词合，又有太宰纯序称“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于太宗，司马君实等得之大喜”，此即司马氏《古文指解序》所谓秘阁所藏止有郑氏也，奝然所献书之年《宋史》作“雍熙”，《崇文总目》作“咸平”，据纯序称“太宗”，其为“雍熙”无疑。所谓“司马君实得之大喜者”，盖书藏于秘阁，司马氏从后得见之也。所惜太宗好文之主，即得《郑注》不复更问及《孔传》，遂致古本遗佚，至今且既得《郑注》，不使流行，仍归沦废。经籍显晦殆有幸不幸焉。又按宋《三朝艺文志》称“周显德末，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此语误也。《五代史记·高丽传》“周世宗六年，高丽国王王昭进《别叙孝经》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明非《郑注孝经》，而新罗地近高丽，并误以高丽为新罗矣!考证所及，因附记之。

　　是编较《指解》增多五十一字，中间尚多字句不同之处，今悉仍日本原书，付之剞劂，复刊《指解》本正文于后，以与同志者共质定焉。原本刻于其国之东都紫芝园，太宰纯序后有一印，云字曰“德夫末称享保壬子梓行”，乃皇清康熙十一年也，汪君所至为长崎岙，距其东都尚三千余里，此书购访数年，得之甚艰，其功不可没云。

　　乾隆丙申，花朝歙人鲍廷博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