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彰遗书，莫先于经。近代之伪撰者，若张商英《古三坟书》、吾衍《晋文春秋》《楚梼杌》、丰坊《子夏诗传》《申公诗说》之类，其言举无可采，而好事者为传之，此则过也。然如张霸之《百两篇》，时君既知其伪撰矣，而爱其文辞，亦使之流传于世。《连山》《归藏》，古无著录，而隋、唐《志》始有之，今见于诸书所引用者，其文类斑驳可喜。《子夏易传》，见于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所引者，于训诸名物为详;相传以张弧伪作。弧，唐人也。陆、孔诸人，宁有不知而肯轻相承用乎?此必有所由来。然如今《通志堂》所收者，则又并非张弧之旧矣。使此数书而在，亦焉得不为传之?

　　《孝经》有古、今文。郑康成注者，今文也;孔安国传者，古文也。五代之际，二家并亡。宋雍熙中，尝得今文《郑氏注》于日本矣，今又不传。新安鲍君以文，笃学好古，意彼国之尚有是书也，属以市易往者访求之。顾郑氏不可得，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传》，遂携以入中国。此书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复得之，此岂非天下学士所同声称快者哉?鲍君不以自私，亟付剞劂，而以其本示余。余按传文以求之，如云“闲居，静而思道也”，则陆德明引之矣;“脱衣就功，暴其肌体”云云，则司马贞引之矣;“上帝亦天也”，则王仲邱引之矣。其文义典核，又与《释文》《会要》《旧唐书》所载一一符会，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国之本，亡于梁，而复显于隋，当时有疑为刘光伯所作者;即郑《注》，人亦疑其不出于康成。虽然，古书之留于今日者有几，即以为光伯所补缀，是亦何可废也?盖其文辞微与西京不类，与安国《尚书传》体裁亦别，又不为汉惠帝讳“盈”字，唯此为可疑耳。

　　汉桓谭、唐李士训皆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则日本所传授，前有太宰纯序，所谓“不以宋本改其国之本”是也。唯是章首传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称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断属讹误。因下有“曾子者，男子之通称”语，而误“曾”为“孔”，当为衍文。仲尼之兄，自字孟皮，安得与仲尼同字?且与本文亦无所当，此当为后人羼入无疑。余所以致辨者，恐人因开卷一二龃龉，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则大非鲍君兢兢扶微振坠之本意矣。故备举其左证于前，以明可信。且《尚书传》，朱子亦以为不出于安国，安在此书之必与规规相似也?然其误入者，则自在读者之善择矣。

　　德水卢氏，尝刻《尚书大传》《周易乾凿度》等书，流布未广。其家被籍之后，板之在否，不可知。此皆汉氏遗文，好古者所当爱惜。若能与此书并寿诸梓，以为众书冠冕，譬之夏彝商鼎，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得而齐量矣。前朝所刻书，多取伪者。今皆取其真者，不益以见国家文教之美，朝野相成，为足以度越千古也战?

　　乾隆四十有一年秋七月，东里卢文弨序于钟山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