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忠端公《孝经》定本之刻，在道光癸卯二月。时侍郎善化贺公巡抚吾黔，课士之外，月会以文。公之言曰：“士行不敦，词皆枝叶，不足正学术而端风尚也”，因取是经辑注之，更刻以训多士，公之厚黔人至矣!嗣为总督驻昆明，凡遗书黔之学校，犹时时以此意相勖。其寄题贵州讲院联云“天地之性人为贵”，则刻是经之旨，殷然如一日尔。洎岁丙午，傅子青余客昆明，其外舅刘公沛霖权知普洱，属请于公重付剞劂，公命青余更为叙，盖青余尝受是经于公而不敢失坠者。今公去已六年，青余又两试礼部不第。昨更归来，重理旧业。集同人于所居“节砚斋”中为文社，社日更各出其所得于经史者互为质证，因语同人曰：“是犹公志也，公所辑注黄忠端公定本《孝经》尚弃坊间，印而传之贻诸同人，不尤公之志耶!”嗟夫!是岂以市义钓名云尔哉!凡以天经地义、民彝物则之原，必修之于身为实行，然后见之于文为至言。况吾辈既承师说于前?而是经又尝颁在学宫，无人不当诵法，无人不已服习。有志于文者，取所辑注而研究之，即是以求为有本之行于今日。重印是经之意，庶不虚与维时。预其事者，同社之外更得若干人，以修文尹良琨年差长也，而属叙之如此。

　　咸丰元年夏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