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离婚与妇女再嫁的伦理道德生活

　　(一)宋人有着相对宽松的离婚道德环境

　　自古至今中国人将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视为幸福美满的婚姻，相反将婚姻破裂视为人生的不幸。即使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伦理环境中，在主流舆论上，丈夫亦不可随心所欲地与妻子离婚，妻子更不可离婚改嫁。但是在宋代，实际情况与此主流倡导有些不符。宋时，妇女离婚改嫁者颇多。这表明，宋时还有着相对宽松的离婚社会道德环境。在离婚问题上，司马光提出“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的离婚观。当时有一些士大夫离婚，遭到众人的反对，认为“无行”。司马光则认为：“按礼有七出，顾所以出之，用何事耳!若妻实犯礼而出之，乃义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余贤士以义出妻者众矣，奚亏于行哉?”(司马光：《家范》)这表明他支持这些士大夫离婚。其实，这里的“众”人并不是社会上多数人的舆论取向，而是部分士大夫中的“众”。宋时相对宽松的离婚道德环境还表现在，夫妻双方甚至可以协商离婚且有法律保障。宋时的法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宋刑统》卷14《户婚律·和娶人妻》)。这里的“和离”就是夫妻双方协商离婚。由于在封建社会，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没有个体独立的社会地位，所以，所谓的“和离”往往是以男女双方的家庭或家族面目出现的。比如，由于女婿“多外宠，往往涉夜不归……其女抱病甚笃”，宰相向敏中就曾打算让其女儿与女婿离婚(魏泰：《东轩笔录》卷3)。这表明，宽松的离婚道德环境是相对的，并没有给予妇女多少离婚自由。

　　相反，这时丈夫出妻却增加了一个新理由——以“悍”而去妻。古代去妻的理由主要是“七去”。到了宋代，由于现实中悍妇较多，严重者已影响到了家庭的和睦，也冲击着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纲常名教，所以，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其或骄纵悍戾，训厉禁约而终不从，不可以不弃也。……苟室有悍妻而不出，则家道何日而宁乎?”(司马光：《家范》)这里，受时代的局限，司马光并没有提出女性也可主动与悍夫离婚。虽然思想家主张“七出”“义绝”，但这些思想并不能马上杜绝现实社会中的较高的离婚率。现实中，男性往往因内宠、逐妓、喜新厌旧、羡财而出妻。也有迫于父母之命而出妻的，如众人熟知的陆游与唐氏离婚之例。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离婚是不为世人所耻。

　　宋代相对宽松的离婚道德环境主要得益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惯性。宋以前人们对离婚就比较宽容。这种风气只是在新的时代，增加了新的内容。这种宽松的离婚环境孕育着新的婚姻观与离婚观。甚至当时一些婚妇都“视夫家为过传，偶然而合，偶然而离”(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风土门·天台令郑至道论风俗·重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