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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时间:2017-10-17 14:09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综合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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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爱祖国不是空泛的,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爱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更爱祖国的文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图语:冯友兰】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我从小至大,直到后来工作,都没有离开家。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照顾父亲就成了我的重任。有朋友对我说:“你自己就是一个字不写,把老先生照顾好,你的功劳就够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常觉得,我不只对父亲尽孝心,我是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

  从日常生活中,我觉得父亲的精神有两点应该说一说。一是爱祖国,一是爱思想。

  爱祖国不是空泛的,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爱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更爱祖国的文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他曾自己给北大的亭台楼阁起名字,我记得现在鸣鹤园小山上的亭子叫做西爽亭。那时人们很少闲情逸致,顾不上他的这些创作。他的头脑是一座资料库,除了藏有大量经史典籍,还有大量诗文。他常在三松下小坐,津津有味地背诵。一次我们比赛,他把《秋兴八首》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我却不能。他坐在那里,思接千里,联系着祖国的历史和未来,联系着祖国的天空和大地。他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使他永远不离开祖国的土地,终生在这片土地上服务。

  父亲热爱思想。他在《新原人》里说,人的特点就是有觉解,也就是有思想。有了思想的光辉,世界才有意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父亲常爱引用的。因为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他对外界事物,尤其是生活琐事有些漠然。“文革”中,我家只剩下一间房子,一切活动都在其中。一次我回家,母亲包了些饺子,等到要煮时,却找不到了,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父亲正坐在这盘饺子上,他毫无感觉。“文革”中常有批斗,一次批斗十分凶猛,父亲回家来稍事休息,平静地对母亲说:“我们吃饭吧。”母亲言及时不觉泪下。父亲的精神中有一块思想圣地,尽管也受时代的沾染,留着烙印,但他“所挟持者甚大”,所以虽从荆棘中走过,仍是泰然自若。

  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对冯学甚感兴趣,有人自称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有人对他仍持批判态度。这里用一个“仍”字,是因冯学的发展是从批判中过来的,这在学术史中并不多见。冯友兰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只属于哲学界、学术界,而且属于普通人。在文学上我们有些作品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在哲学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冯学可以说是做到了。我们常收到各种各样读者来信,也有登门造访的,询问冯著出版情况,叙说他们喜欢读冯先生的书。有一位读者说,他经常读《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他不能说出具体的收获是什么,但觉得读了和不读不一样,感到舒服。大概这就是“受用”吧。父亲去世七年以后,还有一位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困惑的女青年从东北边陲写信来,要求冯爷爷帮助她。照说哲学似乎是没什么实际用途,冯学在普通人中的影响,说明哲学对于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父亲回到北大任教,燕园成为他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当时各方面都在探索,对“资产阶级思想”甚为顾忌。父亲曾有一句话,“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以不能将自己的学问传下去为憾。据说当时江隆基副校长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在越来越“左”的路线指引下,不要说一家之言,连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割断了,还有什么可说。幸好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学说渐渐地可以研究探讨传播,这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机。父亲就是在这时,以年过八旬的高龄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他晚年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我要说一句,尽管经历过各种危难,各种折磨,各种痛苦,中国学者们仍然继续传承,继续创造,无论是哲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仍在祖国的本土,决不在任何另外的地方。

  曾有人问父亲,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作为数十年都在父亲身边的女儿,照理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了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能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的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的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字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认识。人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驱使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多元论的看法,不能执一见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别重视“和”,“和”就必须有异,把各种“异”调和起来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齐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种的味、一样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权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让,才能有民主的可能。第四,要有幽默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置之,这样才容得各种不同意见。文中所谈民主的四个条件,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我和弟弟小时候有一个任务,为父亲研墨、拉纸。父亲写字时,要有人站在桌对面,慢慢把纸拉过去,他好往下写。纸有时要熨,那是母亲的事。家里始终没有预备毛毡一类的铺垫,可见不是书法家。早年父亲是站着写字,写得很直,间隔匀称,自己看看,说行气很好。老来写字,一行字总要向右歪。给我写的一副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下联便是斜的,我称之为斜联。八十五岁以后,他改为坐着写,手抖,字的笔画有时不准确。一九八二年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后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赠给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教授,那一年,他八十九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施蛰存先生常和父亲在翠湖边散步。父亲赠他两幅字,一幅是“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另一幅是“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断送一生唯有酒”是韩愈的《游城南十六首·遣兴》,“鸭绿桑乾尽汉天”一首,我原以为是父亲自作,后来知道这是陆游的诗。前几年嘉德公司举行字画拍卖专场,其中有父亲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这两句,笔迹饱蕴秀气。这是父亲书法的特点。

  北大程道德先生曾送来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程君是书法爱好者,收集了许多书法,影印成册,其中有父亲的一幅“紫光同志属书 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读曹操《灵龟寿》”。这是父亲在一九七四年写的一首诗,有小序云:“曹操《灵龟寿》辞意慷慨,然犹有凄凉之感。今反其意而用之。”“灵龟寿”显系“龟虽寿”之误。这幅字流落市间,程先生以三千元购得,编入此册。

  父亲曾为王伯祥先生写过一个条幅,写的是李翱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四十年代父亲常写李翱的两首诗,这是其中之一。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曾将此字拿到我家,让我欣赏。我非常喜欢这幅字,那诗的空灵和字的隽秀浑然一体,沁人心脾。我将此字送到荣宝斋复制,悬于壁间,每日相对。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了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曾拟名《双城鸿雪记》,后定名为《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甚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漂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父亲在初冬深夜去世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本文选自宗璞《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

  《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是将宗璞以怀念父亲为题材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一本书,这些文章从女儿的角度,记述父亲幼年丧父、刻苦读书、谨严治学的成长道路,回忆自己从幼年到老年(冯友兰去世时宗璞62岁)与父亲之间的诸多生活细节,表达她对父(母)亲的深切怀念、对父亲的学术成就的理解和仰慕、对父亲的治学精神的钦佩、对父亲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这一切对她自己的写作事业的深刻影响。这些文章娓娓道来,既充满深情,又理性详实;读者既可欣赏美文,又可从中了解历史,参悟人生。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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