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心重的人。

　　早年，他操心他的弟弟妹妹——我的一长溜儿姑姑叔叔们。爷爷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树上掉片叶子也生怕打了头，一辈子闷头种地。先是给地主种，后来给生产队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自己名下的地，他又种不动了。爷爷生了六个子女，像一排陡峻的楼台阶，老大与老幺相差二十岁。家里出多入少，日子紧巴得很。我打记事时起，每到爷爷家，奶奶很少留我们吃饭，爷爷倒是不停地说：“吃了再走!”一面朝碗里舀着能照出人影的稀饭，忽然看到奶奶瞟了一眼黝黑的铁饭锅，脸色似有不悦，几个精瘦的姑姑又端着空碗眼巴巴等着，便不再吱声，自个儿坐回春凳上吸溜起来。

　　父亲是长子，成为爷爷唯一的荣耀。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被招了工，做了煤矿的机电工人，吃上了村里人羡慕不已的商品粮。或许果真长兄如父，父亲对弟弟妹妹们照顾有加，有时胜过对我们。几个姑姑成家出门，都是父亲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操持的嫁妆，虽不丰厚，却也算体体面面，令喜欢嚼叨的村里人没有闲话。母亲是村里的“半边户”，每月盼着父亲拿回那点工资养家，对他包办姑姑们的事很有看法，却也无可奈何。最小的姑姑出嫁时，奶奶已不在人世，她的嫁妆也最齐全。多年后，母亲仍对我抱怨说，那一年你爹没拿回一分钱，都给了你细姑。

　　姑姑们的事了啦，便是唯一的叔叔，父亲张罗给他找老婆。一次请了媒人上门，父亲屁颠屁颠端茶倒水，割肉买酒，母亲很不满，嘟囔了一句：“你们到底谁找老婆?”父亲大概认为母亲对叔叔不好，大发脾气。婶婶娶了回来，父亲设法将叔叔弄到煤矿下井。叔叔干了几天，吃不了挖煤的苦，背着父亲一个人溜回了家。父亲也没怎么责备，只是逢年过节，自己又要从牙缝里省出点钱来照顾叔叔一家子。我和弟弟参加工作了，他还常常逼着我们资助叔叔过日子。

　　一次，叔叔打电话给外地工作的我，说要借点钱买几头猪来养。我迟疑了一下，倒不是清楚这钱如泥牛跌进大海，去了别想再回来，而是刚看了报纸，说眼下生猪价格大跌，许多养猪户亏得想跳楼，叔叔这时养猪，不是想跟着跳么?刚想开口劝告一下，电话那头猛然响起了父亲的怒吼：“这钱你不借也得借!”说着，“砰”的一声，电话那边响起了“嘟嘟”的忙音，震得耳朵发麻。我不敢再犹豫，匆匆赶往银行汇了款。

　　直到堂弟、堂妹成家，叔叔找了份门卫的工作，收入稳定，父亲也白发如银，才总算不管了。

　　我们几个孩子中，最让父亲操心的是大哥。大哥读书不多，种过田，干过泥瓦匠，做过小生意，都坚持不了几年。那一年，我们全家被政策的春风吹得暖洋洋的，随父亲农转非搬到了矿山，做了半个城里人。已结婚成家的大哥也被招了工，子随父业，拿起了稳定的薪水。不承想，大哥的工种虽是开电车，比抡镐挖煤的叔叔轻松体面得多，却也与叔叔一样，不愿待在黑咕隆咚的井下，没多久便自个儿辞职回老家去了。父亲劝过、骂过都无济于事。

　　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年轻时流着汗一砖一瓦码起来的，比我年纪还大，土墙黑瓦，低矮逼仄。儿时村里的房子都差不多，没觉着有什么不好。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村里一些人盖起了新房，大哥一家却依旧住着老房子，甚至连桌椅板凳都不曾换过。土墙早已泥皮脱落，斑驳不堪，屋顶逢雨便漏水，像杜甫那座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大哥除了种些自己吃的蔬菜，多半田地一直荒着，野草长成能打游击的青纱帐。他成天惦记着买彩票，兼给自己算命，他说：“我算好了，下个月能中十万，中了就起新房子!”这一算，便过去了二十年。

　　大哥荒诞的日子里，父亲满头青丝渐渐化作了山顶的白雪。父亲退休后往老家跑得很勤，常从退休金里挤出些钱资助大哥和子女，总想说服大哥脚踏实地干点正经事，甚至为了讨大哥喜欢、与之有共同语言，父亲也尝试着买点彩票。

　　近五年来，父亲每每从老家回来越发闷闷不乐。原来，村里除了大哥，都盖起了小洋楼。一栋栋簇新的楼房矗立在麻溪河两岸，绿树环绕，碧水掩映，像电视里的别墅群，而大哥的老房子瑟瑟蜷缩在新房间，犹如衣衫褴褛的乞丐。父亲想帮大哥盖房子，又无能为力。我们在外的几个弟兄，都是刚贷款买的房，儿女还小也无力顾及。

　　不过大哥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不再做彩票的发财梦。侄子考上了大学，开销大起来，村里盖新房子的人家多，工价猛涨，于是大哥重新拾起锈迹斑斑的瓦刀，干起了泥瓦匠，一年下来收入也不菲。这几年，省里实施村村通、户户通工程，平整洁净的水泥马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还规划建设麻溪新村，派人到大哥家鼓励他翻盖新房，村里答应补贴一万元。大哥多年前被彩票击碎的新房梦，像过油的柴火般重新燃烧起来。

　　得知好消息，父亲笑逐颜开，让母亲加个菜，痛饮了半壶米酒。不顾头顶太阳正毒，父亲执意要赶回老家，和大哥商量建房的事。商量的结果是，大哥再干两年，父亲和几个兄弟支持一点，加上村里的补贴，将新房盖起来。

　　今年春上，挑了个晴好的日子，大哥点燃一长串鞭炮，拆了多年的老房子，挖开了新房的地基。父亲年过七旬，已干不动力气活，却隔三岔五跑回老家，站在人声鼎沸的工地上，不时和泥工、副工们高兴地拉着家常。

　　八月，大哥的新房在鞭炮声中封顶，簇新的红瓦遮盖完毕，外墙瓷砖也已贴好。父亲带了大红包，约上我，兴冲冲地赶回老家祝贺。父亲在大哥和我的陪同下，高兴地登上二楼。放眼远眺，清澈的麻溪河淙淙作响，向资江奔涌而去;两岸田野的稻浪滚滚，一片金黄;玉带似的水泥马路连通别墅，大哥的小洋楼气派恢宏，不输于任何一家。父亲脸上满溢欢愉，扬手指指点点，笑意铺平了他额头的沟壑，我明白，父亲多年的心事终于了却了。